中国的科研机制占统治地位的是同行评议，这些权威评委一般是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学部委员、大学校长、知名院长、或者中国经济40人50人等团体，具有天然的学术霸权与行政地位，评委们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好我好大家好，今天评审会，明天颁奖会，走马观花，忙的不亦乐乎。

四处开会，遍地报销，这就是庞大科研经费的去处。

汉芯造假，当事人固然难辞其咎，但一干评委们又有哪位出来承担责任呢？

抛去这些不论，关键是同行评议扼杀创新。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在《中国的科技创新被科研体系扼杀了吗？》一文中指出：凡是能通过中国专家同行评审的东西，基本上可以把原创的内容过滤得一干二净。因为原创，就意味着它没有参考文献，不被同行所理解与认可，无法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决议。

更为普遍的是，这些同行们以国外SCI为准绳，引进人才同样以此为标准，中南大学的大二学生刘路因为在国外权威期刊上成功发表论文而被迅速破格提拔为研究员，莫言在获得诺贝尔奖后，陈年书籍顿时脱销，问题是，天才不是从瞬间出现的，他平日就有闪光点，但周围的老师、教授却并没有发生，而这仅仅需要的是逻辑判断力；莫言的小说在获奖前后并无不同，但读者陡增，显然是国外的认定在其作用，而自身只是国际规则的服从者而已，独立客观的判断匮乏。

同行评议20世纪初才开始流行，它在国外也饱受指责。

埃瓦里斯特·伽罗瓦，用群论彻底解决了根式求解代数方程的问题，而且由此发展了一整套关于群和域的理论，人们称之为伽罗瓦群和伽罗瓦理论。曾呈送法国科学院3篇学术论文，均被柯西退回或遗失。另一数学天才阿贝尔也“栽”在柯西手中。

1936年初夏，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Nathan Rosen向《Physical Review》提交了一篇关于引力波的论文。在文中，他们提出了一个违背学界共识的观点，即认为引力波不存在。总编辑John Torrence Tate要求爱因斯坦充分解释审稿人的质疑。爱因斯坦回复Tate道，“我和Rosen将我们的稿子寄给你，并没有允许你在出版之前将它给别的专家看。因此我们也没有任何必要回应你这位匿名专家的评论。此外，以后我再也不会给你的杂志投稿了。”爱因斯坦说到做到，后来他再也没有向《Physical Review》投过稿，他认为他的声誉足以让他略过同行评议的过程。

20世纪以来，西方并没有重大原创性的成果出现，仍然还在牛顿、高斯、莱布尼兹、麦克斯韦、欧拉的笼罩之下，同行评议对原创的压抑难脱干系。

可见，同行评议扼杀原创与天才，但中国的科研机制却奉为金科玉律。

事实上，真正有价值的论文主要是基础研究领域，其数量稀少，违背行内常识，难以为同行接受，其命运即被扼杀。同行评议的结果是削掉锋芒，中规中矩，因为，它更适合于改进。在一个国家处于追赶者的角色时，这种制度比较实用，但要成为领导者，就必须放弃同行评议，鼓励重大原创。

现实中的创新更多地聚焦于技术范畴，具体表现为技术秘密，它是不会公开发表的，但中国却举全国之力，将科研成果翻译成英语发表，然后再译回汉语，这样就成了他国的义务实验员，免费为他人做衣裳，且乐此不疲，一旦准许发表，则洋洋自得，不可一世。

避免同行评议弊端的一大举措是重视跨学科研究。

中国教育体系深受苏联的过度细分专业的影响，文理分科，文科逻辑思维欠缺，理科没有社科人文，结果是搞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懂金融，不理解货币循环闭合、银行挤兑、股市楼市资产泡沫价格形成，缺乏会计知识，对物权债权体会不足，更不要说物理学的反馈控制了。

跨学科的目的实质是将普遍真理拓展化。物理学中的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定理与经济学中的零和游戏一脉相通，有异曲同工之妙。跨学科可以开阔学术视野，激发灵感，据统计，1976-2000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已有47.37%来自跨学科，且比例不断提高。

伴随同行评议的是匿名评审，这一制度同样害人匪浅。

中国的博士生学习期间需要发论文，以及毕业论文，它们的前置条件是通过匿名评审，这就非常武断了，一旦被否，一年时间就没了。

匿名评审的原意大概是同行评议的必然衍生物，既然是同行，就不能撕破脸皮，否则怎么再和平相处？

这实际让追求学术真相的原则向利益让步了，同时也对作者造成了伤害，因为他不知道理由，不能声辩，这让毕业答辩成为事实上的空话，而没有争辩与思想碰撞，真理的火花怎么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