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珍自焚是一个从开始就犯错的悲剧性事件。如果说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有上、中、下三种结局的话，成都市金牛区相关部门在本次事件中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本能地选择了“下”——强拆之前，在说服与强攻之间，选择了强攻；唐福珍情绪失控时，在安抚与激化之间，选择了激化；在事情发生之后，在公开信息平息纷争与不愿面对推脱责任之间，选择了后者。

　　理性的人，不会因这次事件，就否定金牛区甚至成都市这些年在城乡统筹工作中取得的成就，但理性也架不住无休止的刺激和挑动，比如此前一些官员极其没有人文情怀的“咎由自取”论，荒诞得离谱的“1996年建材成本价赔偿”论等。如今，如果仍一意地坚持认定这次事件是“暴力抗法”，是极不利于平息公众的不平情绪的，毕竟，相对于强势的政府职能部门，被拆迁方终究是弱势的一方。弱势的一方，已付出本不该付出的死亡的代价，去上演了一出用眼眶袭击拳头，并血流满面的悲剧。那么，这个时候，拳头是不是可以不表现得那么决绝和强硬，而显出些宽容的姿态来？当然，如果拳头因为利害关系的考量，而坚持硬到底，眼眶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只是旁人怎么看，那就实在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