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将至，盘点收入成为热门话题。人们发现，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似乎变得越来越难。广西农民工朱孔孟说:“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年来也没涨过工资。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见今日本报A16版)
有专家认为，劳动差别与收入差距问题，有正常，也有不正常。劳动型收入比不上资本型收入，属于正常，但二者间增长速度显失均衡，就不正常。这种现象越严重，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的矛盾也越突出。
除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差距，行业、身份、城乡、地区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合理。党政机关和一些事业单位人员一直是中上等收入群体，特别是这几年，工资在不断上调甚至翻番地涨。我们不能不承认机关工作的特殊性质，公务员薪酬待遇高一点也是国际通行原则；然而机关中普遍存在的人浮于事，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样照拿高薪的问题，让公平很受伤。常言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竞争公务员岗位挤破了头，事业单位成了近亲繁殖的后院，原因就是人们怕“入错行”。
干得多挣得少，还有一个身份决定的问题。“同工同酬”这句话，应是始于建国之初，然而时至今日，一个“编制”的概念还是能把“同工”收入拉至天壤之别，“身份”语境下，收入难以和贡献画等号。
经商也并非都由资本和能力决定，“靠山”、“关系”决定着另类的实力。所以我们常常困惑于不少官员子女亲属做生意赚大钱容易得很，亏本的就更鲜见。官员阶层还享受着不能定义为腐败的灰色福利，比如变相福利分房，自己决定的名目繁多的奖励、津贴、发放实物等等，无形中加剧着社会分配的不公。
制度的，政策的，权力的，腐败的，等等原因，造成了“人和人之间差距这么大”的现实困境，然后是富者愈富的“马太循环”。房价高的原因往往被归咎于暴利，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贫富悬殊——多贵的房子都有人买，买房又不为居住，制造着虚假的“刚性需求”，而真实的刚性需求则只能望“需”兴叹。
提高劳动者收入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但操作上最大的阻力注定在既得利益阶层。因此，能否向既得利益这块奶酪动刀，考验的不仅是执政者的智慧，更有决心。然而不管怎么说，提高劳动者收入与缩小贫富差距，都是和谐社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