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5-28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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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的莫斯科极为自信,它的自信反映在 20 世纪 30 年代那些巨大的建筑工程、大规模生产的汽车、第一条地铁,以及那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积极向上的形象之中。莫斯科古老的木质房子被推倒,教堂被摧毁。横贯市中心建设了一条崭新而宽敞的游行大道:古老的特维尔大街拓宽了(被重新命名为高尔基大街),旧市场的原址上建起了革命广场,而红场上的市场摊位也清理掉了。就这样,列宁陵墓,这座革命的圣坛,成为五一劳动节和革命纪念日那天大游行的终点。
伊利亚 · 列宾离开圣彼得堡,向着“未知之地”进发。同行的有他的弟弟和一个名叫费多尔 · 瓦西列夫的同学。他们搭乘汽轮,沿伏尔加河溯流而上,抵达莫斯科以东 700 公里的斯塔夫罗波尔市。这位年轻的画家原本是想做一些关于农民的研究,为他构思中以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为主题的绘画做准备。这个想法最初来自 1868 年夏天,那时他第一次在圣彼得堡附近的伏尔加河畔看到辛苦劳作的纤夫。
列宾设法花钱找到一群愿意作自己模特的纤夫。他和这些出卖苦力的人一起住了几个星期。与他们逐渐熟识,也开始了解每个人的个性。其中一个以前是圣像画家,另一个之前当过兵,还有一个叫卡宁的曾经是教士。他们在如此非人的劳役中浪费自己的才华,让列宾感到十分震惊。他们的身体被纤绳束缚,他们高贵的脸庞饱经风霜,对这名画家来说,这些纤夫“像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被当作奴隶卖给了蛮族”。
1862 年,托尔斯泰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安息大教堂举办婚礼,迎娶了索尼娅 · 贝尔斯,她的父亲安德烈 · 贝尔斯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常驻医生。后来《安娜 · 卡列尼娜》中基蒂和列文那场壮观的婚礼便是取材自托尔斯泰自己婚礼的场景。和那个年代许多贵族一样,他们的婚礼也结合了东正教的礼仪和农民的习俗。而且用基蒂的母亲,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的话来说,“在婚礼中所有的习俗都应该严格遵守”。
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也开始扩散到偏僻的乡村。传统的农民大家庭开始瓦解,年轻、文化程度更高的农民开始寻求摆脱农村家长式的控制,从而建立自己独立的家庭。他们将城市和城市文化视为一条通往独立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与农村单调且艰苦的环境相比,几乎任何一种城市里的工作都是让人期待的。 20 世纪初一项在农村学生中间的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孩子希望能到城市里寻求“有文化的职业”,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孩子希望跟随父辈的脚步,成为一名农民。“我希望做一名商店的售货员,”一个小男生说,“因为我不想在泥巴地里干活。我想像那些穿着干净衣服的人一样,在商店里当一名售货员。
城镇的大众商业文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城市歌曲、狐步舞、探戈、留声机、大型游乐场、电影院等等,这些是 1917 年之后的大众文化形式。不过这种城市文化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刚刚开始在农村地区出现,农民就深深为其所吸引。农村歌曲逐渐被城市的“苦情歌”(又称为 chastushka )所取代,这是一种经常在餐厅或者街头演奏,有着简单韵脚、通常由手风琴(这也是一项新发明)伴奏的歌曲。和民谣那种集体表演且非个人的表达方式不同,这种歌曲的主题通常都是个人情感和自我的表达。民间传说也逐渐式微,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城市里的新读者开始选择廉价的侦探小说、探险传奇和言情故事。托尔斯泰担忧农民会被这一新的读书潮流所宣扬的个人主义所蛊惑。他看不惯这些故事中的主角凭借自己的狡诈与欺骗而成功,认为农村传统所推崇的才是更高的道德准则。出版商瑟京是一名小商人的儿子,通过在乡村贩卖这类廉价读物而发了财,通过和他联手,托尔斯泰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媒介”,目的是在农村发行廉价版本的俄国文学经典读物和淳朴的乡间传说,例如托尔斯泰为广大农村读者写的《调皮鬼如何赎回一块面包》和《有上帝的地方就有爱》等等。出版社成立 4 年之后也就是 1884 年,图书的销量从 40 万册剧增至 1210 万册,这一数字只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与之媲美。
1905 年革命印证了他们的担忧。长久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梦想着能有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自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社会政治改革运动中并肩作战。 1905 年春天,当整个国家似乎完全团结起来争取民主权利的时候,他们感到欣喜若狂。到了 1905 年 10 月,平民起义在俄国遍地开花,军队哗变,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全国总罢工也让沙皇头上的皇冠摇摇欲坠,此时,尼古拉二世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向自由派内阁让步,出台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十月宣言》是一份宪政式的政治纲领——尽管它并不是以这种名义颁布的,因为沙皇拒绝给自己的皇权加上任何实质性的限制。
社会上有一种情绪,就如文章中所表达的一样,认为人民大众会毁灭俄罗斯脆弱的欧洲文明,随着革命的爆发,俄国将会被带回半野蛮的农业社会。安德烈 · 别雷的小说《彼得堡》( 1913—1914 )中,充满了城市被亚洲部落蹂躏的场景。就连高尔基,这位被平民推崇的英雄人物,也深陷这种末日情绪。“这次真的是万劫不复了,”他在 1905 年给一个作家朋友的信中写道,“(革命)催生了真正的蛮族,就像那些毁灭罗马的人一样。
《精神条例》相当于教会的宪法。但它的内容其实和宗教无关,正是这部条例使得教会服从于政府权威之下。教会归神圣宗教会议管理,这是在 1721 年废除大牧首之后,由沙皇指派的教徒和神职人员组成的办事机构。按照《精神条例》的规定,神职人员的职责是维护和加强沙皇的权威,宣读政府法令,行使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向警察汇报不同政见者和犯罪行为,哪怕这些信息是从教徒的忏悔中得到的。教会很大程度上成为受沙皇掌控的忠实工具,破坏现状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18 世纪时,教会手中的土地大都被政府收回,因此教会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来养活神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庭。 * 穷困潦倒、贪赃枉法、缺少教育、肥头大耳,这些词从来就和教会里的神父形象联系在一起。随着宗教生活的日渐萎缩,人们开始脱离官方的教会,转而加入旧礼仪派或者 18 世纪盛行的其他教派,在那里可以找到更虔诚的宗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