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号,星期三,我们又在哈斯特德的会议室碰头,还是讨论经济问题。再过了一个星期后,初请失业金人数更多了——又有517000人申请失业救济。此刻的我,决心已定。当我还在担心再度发生袭击的那段时间里,是无法知道情况到底会有多糟糕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未雨绸缪保护经济。现在,我对与会之人说:损失已经可以测算出来了,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加以挽回,而且实施经济刺激正当其时。总额1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措施看起来是蛮合适的——够多,但又不至于多得令经济过热从而导致利率上升。立法者们好象没有异议。
当晚我回家,自以为态度鲜明表述清晰,促进了共识的达成:这1000亿美元的数字最初可是拉里提出来的啊!因此,当读到媒体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时,我大吃一惊。听上去似乎全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方面,国会和政府当局对我言听计从的传闻,令我暗喜,另一方面,这些媒体的报道又让我如坐针毡。对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我向来不能处之泰然。从早年起,我就视自已为一个幕后的专家,一个命令的执行者而非号令者。1987年股灾的历练,使我能镇定自若地作出重要的决策。但是哪怕到今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仍然手足无措。外向——那不是我的性格!
*比如,2001年19月15《时代杂志》报道:“格氏态度之转变予立法者以久盼之绿灯……白宫与两党领袖咸服格氏之衡论:新定之国用与减税总额应为岁入之百分之一也。此数,当有立竿见影之近效,无赤字膨胀之远忧,过则将遽致长期利率之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