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动自行车将“被标准”为电动摩托车的内幕消息石破天惊，震动了中国所有的媒体和自行车产业。在11月29日召开的“‘电摩标准'与电动自行车发展研讨会”上，业内人士透露，今年10月份通过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将于明年生效，它把40公斤以上、时速20公里以上的电动自行车划入“机动车”范畴。据此，市面上大多数电动自行车将于一夜之间变身电动摩托车，需要上牌照、买保险、走机动车道，而主人则需要考驾照、受年审，生产厂家显然必须提请资格认证、接受更多管理……

小小的电动自行车产业完全可能成长为世界级的产业集团

虽然各媒体对标准的实施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研讨，比如这样的严重后果：数以亿记电动自行车无法如常上路行驶，普通百姓生产生活将受到极大影响，数百家生产企业行将倒闭，汽车与电动自行车争道导致事故频仍等等。但国内媒体少有从制度经济学、或者管理学的角度作深入探讨。倒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有所破题，他在《被麻烦的电动自行车》中谈到“少有人注意到这件事：奥巴马访华期间，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将两辆‘飞鸽’电动自行车作为礼物，分别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二十年前，送给美国总统的是同样牌子的自行车。

“这是颇有象征意义的举动。隐含的是，中国从一个自行车大国变身为电动自行车强国的事实。既有响应节能环保低碳经济潮流的意味，还有某种自信——因为这是中国具备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在全球具有强悍的竞争力。

“这个小小的举动，当然也带有那么一点世界制造强国的气势。按照权威机构的预测，在本年度，中国将替代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头牌。在被人诟病的代工之外，中国其实渴望输出自己的知识产权明星产品。这种轻便的电动自行车，已经成为出口明星。除了临近的东南亚，欧洲也喜欢上了中国产的代步工具。”

鼓吹自由经济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相信，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放开政府管制。而电动自行车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与农产品、轻工产品如家电一样，则在一定程度上再次验证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正是在没有政府管制的环境中，中国的电动自行车得以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

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一些当代最有名的企业最初都是从不起眼的“山寨式”作坊发展起来的。DELL电脑源自学生宿舍，Microsoft起自BILL租用的地下室，而大名鼎鼎的General Motor最初也只是一个简陋的汽车修理厂而已。丑小鸭要想成长为美丽的白天鹅，不仅需要内在的基因与毅力，同样需要合适的制度与市场环境。既然Honda可以从生产摩托车起家，成长为世界级汽车厂商，而且拥有多种内燃机、小型飞机等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完整生产线，而中国的力帆摩托再次克隆了Honda的成长模式，比亚迪可以从生产汽车电池大跨越到生产电动汽车。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在不断壮大的中国金融市场推动下，又有谁敢保证具备自主产权的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不会很快研发出电动摩托车、电动汽车以至电动游艇、飞机，在环保动力领域一步跨越进入全球最前沿的高科技产业，进而产生一批世界级的大企业呢？
反正哈佛商学院教授Michael Porter相信。他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用历史经验和当今国家实例论述了，只要有生产要素、相关与支持产业、需求条件及制度环境，持续的竞争就能够在一个国家催生出具备世界级竞争优势的大企业，比如小小的日本涌现了“两田”、日产、马自达、铃木、斯巴鲁等一批具体全球竞争力的汽车品牌。从经济学原理上分析，只要有合适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空间，就会涌现自主创新和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劳动分工和新产业的出现只是迟早的问题。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不在市场而在政府

11月3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向北京科技界发表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中一再强调，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作为中国这个经济航母CEO的温家宝提出，要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就必须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战略提出来后，如何高效执行是核心的问题。执行是从“认识王国”到“实践王国”的航船与通道。
要实现自主创新的战略目标，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努力。吉姆·柯林斯在他的《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用如何持续推动一个金属巨轮从而最终实现飞速旋转的例子作出了生动的比喻。但各地的政府官员乃至中央部委的官员并不一定都作如此想。电动自行车产业遭遇的困境，就折射了政府管理中上下不一、阳奉阴违的现状。
如果说十多年前的全国性纺织行业强制压绽、裁员、关闭体现了某种短见，那么目前在广东东莞、佛山强推的所谓产业转移、“腾笼换鸟”政策则仍然充斥着这种不顾长期发展、只求官员政绩的短见。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绝对的高低级产业之分，只存在高利润与低利润之别。在某些人眼里，纺织业很低级，但意大利、法国的时装业涌现了一个又一个超级利润的奢侈品牌。地板陶瓷业很糟很污染，而日本的高科技工业陶瓷被广泛应用于造纸、冶金、电子、军工等领域。中国是一个地区间呈阶梯状发展的大国，在发达地区因成本、污染等无法立足的行业，既可以自主自发地向偏远地区转移求得生存，也可能积极主动地发展高新科技提高利润持续发展。没有产业基础和市场竞争，企业无法搞研发；没有受保护的经济产权和积累，企业主不愿意搞研发，而只愿意赚一把就走。所以，如果不依靠土地升值、环保严格等经济社会规律推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而运用行政权力、停水停电能手段强制企业搬迁、歇业，只能永世向发达国家购买专利和产品，而不可能积累科技研发能力，更不可能提高自主创新水平。万仗高楼平地起，没有无缘无故突现的空中楼阁。
制度经济学家发现，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
诺思（North,1994），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 1989）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
萨克斯（Sachs, 1996）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
由此看来，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不在市场，而在政府。政府不仅要开放市场、鼓励竞争，还必须着力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