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本是一本历史类书籍，但是由于作者的“大历史观”，使得此书不再是单纯的琐碎的记述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是有着浓厚的文化学术气息，能够深入地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本质。
    何谓“大历史观”，本人个人的理解是：不是单纯的复原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人物和事件，深刻地剖析当时社会的林林种种，分析社会的组织架构，探讨人物的本性等等。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该书有七个篇章，每篇都有一个核心人物，围绕该人物展开探讨明朝乃至中国传统朝代社会管理层面的问题。
    万历皇帝，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仪的皇帝，正是由于看清了皇帝虽然是至高无上权力的拥有者，但是一旦他的行为与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相背离，他就会受到无数仁人志士的劝谏和抨击，最终向几千年来形成的世俗标准低头，于是他选择了“无为”。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万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昏庸的皇帝，而黄仁宇先生通过研究，却认为万历的转变是一个从有为到无为的过程。万历早期曾经励精图治，认真地批阅奏章，积极地参与各种活动仪式，虔诚地在炎热的夏季为了黎民百姓而长距离徒步祈雨。然而1587年前后，立储问题的出现，使他渐渐发现所有他想做的事情统统做不到，既然他无法像正德皇帝一样我行我素，把满朝文官以及所谓的正统、道德、标准统统踩在脚下，他就只好选择消极对待一切，选择无为而治。
    到1587年，申时行已经做了四年首辅，而他还要继续做四年。申时行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的八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六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表面来看，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的矛盾。作为首辅，他要尽量平衡各个文官集团的利益，于是他决心做个和事佬，与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张居正任首辅期间，他以权力强迫所有人听命于他，他限制其他人的私欲，甚至要求万历崇尚节俭，而他本人却自我膨胀，极尽奢侈浪费，这也是为何死后遭人清算的原因。作为张居正的后任，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就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其中的矛盾。然而，作为首辅，即使他再八面逢圆兼顾左右，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解决整个文官集团的矛盾，还是显得力不从心，最终他被人讽刺为“首尾不端”。
    1587年，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海瑞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留下白银二十两，不够殓葬之资。海瑞一生清贫为官，这也是他被人钦佩的一点。然而，海瑞从政二十多年，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也就是说，他虽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做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有着很大的争论。在各种争执之中却有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海瑞重视法律，执法不阿，但是他不明白一旦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无论他的所为是多么受到下层人民的支持和认可，他都不会再为上层官僚集团所接受。虽然他是人民大众心中的英雄，但他开始了有职无权的官场生涯。
    继续读下去，即使是明朝名将戚继光，著名哲学家李贽，一旦打破文官集团力图保持的平衡，就必然会付出代价。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都是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文官集团按照他们共通的道德标准去行事，同时他们也把所有其他人放在这个框架之中，包括万人之上的皇帝。在这个框架内，各个集团有各种各样的利益之争，会有很多矛盾，但是决不允许打破框架的平衡，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框架，即使是皇帝也很难拆除这个框架，万历即是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