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大代表将国家职工退休金巨幅落差的问题量化到数字层面了。12月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在8日广州市发改委座谈会上，广州市人大代表黄浩玲突然“发炮”道：“报告里说提高了近60万企退人员的养老保险标准；我提点意见，现在处级公务员退休金能拿到7000-8000元/月，同是处级，企业的经理们每月自缴纳养老金1000多元，但退休时封顶也就是1700元/月。我对此想不通。”
不用说，这一铿锵之声弥足珍贵，也值得我们记住。据说黄浩玲“发炮”现场，有社保局的代表解释“是整个国家的政策问题”，意思是广州爱莫能助。黄浩玲当即回应：“国家政策也要改。可由市里收集意见上报省，省里上报国务院解决问题。”末了，黄浩玲再次重申公务员是纳税人养的观点，现场大多是公务员，现场气氛有些尴尬。
气氛尴不尴尬我不关心，倒是我甚感纳闷：我们社会缘何缺失一股国家意识的推动力，尽快改变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并延续至今的“退休职工双轨制”。一份权威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间，机关退休金年均增长13.07%，同期企退职工的收入年均增长仅6.92%。
近几年企退职工的退休金也在不断地被“托底”，但每一次给人的感觉，似乎都是宣传阵势“老大老大的”，实际“托底”步幅“老小老小的”。而公务员退休金不仅因起点高，明显多出企退人员一大截，而且年年仍搭穷人的便车，继续闷声涨薪。
恕我直言，当前恶补养老金制度公平课已经是迫在眉睫。之所以近年来公务员的“高”未见削下，“低”也总是托不起来，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制定政策的人本身就是吃财政饭的，他们当然巴望自己到了手倚拐杖的年龄时，能有一份远超别人的丰厚退休金。拥有这一优越地位的身份快感，其实是人之本性，本无可厚非。但作为相关国策的制定机构，断不能对此继续推太极，不能继续漠视这种“不公因子”寄居于我们社会的肌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