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一个让无数中国人酸楚的词语。所谓百家，意味着多元；所谓争鸣，意味着言说的自由，这个古典复古典的历史概念，曾经在战国时代放射出温柔的光芒，而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50年代，当它的前面加上了“百花齐放”四个字之后，“百家争鸣”这个看起来有些吵闹的词语，终于变得异常安静了。
    现在，我们开始阅读一本优秀的书：《惯于争鸣的印度人》[1]，阿马蒂亚·森的一部论文集。森的名字一直像泰戈尔的诗歌那样美好，他对自由的坚守，对人类幸福的守望，一直让我们蒙福。这本有意思的书虽然不及他的煌煌经济学巨著那样专业，那样艰深，但讨论的问题却广泛涉及印度的社会、文化、历史、哲学、宗教、政治、教育、文学等很多方面，并与我们的言论自由紧紧连在一起。
    森有意用Argumentative这个词语冠题书名，显然表明他对于印度人“争鸣”传统的重视非同一般。而这种重视，当然自有缘由：在他看来，争鸣的存在，固为民主政治的特征之一；若问源流，则争鸣也是民主政治的滥觞。依照印度人的经验，他为我们展示出这样的社会发展逻辑：争鸣——宽容——民主政治。
森为我们展示了印度人爱争鸣的传统美德。从公元前8 世纪开始的奥义书时代，乃至更早的吠陀时代。印度人讨论祭祀仪式、物质、灵魂和人生奥秘等问题，意在寻求终极真理以及可以使人获得解脱的知识，实际上是对于当时婆罗门祭司擅权腐化，祭仪繁缛现状的反动。此后思考之风转盛，沙门思潮兴起。沙门是当时出现的自由思想家的统称，他们的观点多与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思想相对立。公元前7-前4世纪的印度，是一个列国纷争，攻伐不休的时代，思想上和宗教上也是异说蜂出、宗派林立，争鸣激烈。丧失人心的正统婆罗门教陷于危机，佛教和耆那教等顺应时代的需要，以各种革新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森有一个观点，即“对于宗教正统观念的挑战往往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2]。佛教，举例来说，就是这样的“代言人”。它由于摒弃种姓制度而代表了众多较低种姓的利益，从而吸引了他们，壮大了自己。释迦牟尼的说教带来了佛教的成功和一次思想解放。

泰戈尔与甘地的争鸣

森的理论要点，尚不在论辩的成功，而体现于论辩之中的宽容，乃至不同观点之间的理解、体谅和尊重。他提出印度历史上四个赫赫有名的伟大人物——阿育王、阿克巴、泰戈尔和甘地，以他们为例，指出在这个国家中，自由表达与充分宽容的精神源远流长而又深入人心，并对近现代的印度政治，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泰戈尔和甘地。他们一为文学巨匠，一为政治伟人，又都是见解独到的思想家。不过，森在这本书里提出讨论的，不是他们的共性，而是他们的差异。出身、教育，以及献身事业的不同，使他们在思想理念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比如，对于甘地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提倡的手纺手织，泰戈尔不仅不赞一词，而且苛评有加。甘地相信它意味着印度的自我实现，也有助于打破贫富之间的藩篱，达到民族团结的目的。泰戈尔则认为纺车在经济上没有意义，在促使人们思考上，也无帮助。甘地后来喜欢独身生活，泰戈尔则相对率性。甘地相信偶像在启发民智上有其效用，泰戈尔则认为人民任何时候都不应被当做孺子来对待。在认识论上，泰戈尔相信事物真伪的裁定，必以观察结果为根据，因而偏重理性，而甘地则有时会倾向于某种宗教性的臆断，似乎并不排除天人感应的存在。对于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爱国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他们也各有看法，且直率发表。然而，泰戈尔虽然对甘地的观点多有批评，无所忌讳，但是对于他的品格却极为钦佩。他从未从个人角度批评过甘地，相反，对于他为祖国所做的一切，却一向不吝赞辞。他们之间难免会有误解。对此他们未必不知，但这却绝不妨碍他们彼此直言，亦不担心直言会带来伤害，从而危及他们的友谊。分歧和对立，无伤于敬慕和尊崇。我们从他们的友谊中看到了什么是伟大情怀。这样的情怀，在森看来，正好反映了印度源远流长的发言、论辩、存异、宽容这一传统的优点。
印度人喜好争鸣，意味着论辩环境的存在。这种环境的特点，就是宽容和忍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强势宗教对于异己教派的宽容和忍让。以强凌弱，非不能也，不为也。如此形成的，必是多元社会。多元社会存在的长远意义，即在保证了通向近现代世俗主义政体的道路可以畅通。对于强势正统观念的挑战，往往来自弱势无权的群体。允许他们表达诉求，乃是民主政治得以建立的基础。印度今天奉行的世俗主义的现代民主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是森的逻辑，也是印度社会发展实际走过的道路。

中国人的思想懒得连错误都没有了

森对于印度当前存在的弊端批评毫不容情，但是谈到自己祖国的民主制度，却颇为自豪：
    “政党在赢得选举之后执政，在输掉选举之后走人。媒体一直大体自由，新闻界一直持续报道、审视并抗议。公民权利一直被认真对待，法院在追究违法行为方面一直相当积极。军队一直安稳地驻扎在兵营之内。”[3]（《与命运之神的幽会》）
    “民主制度是与公众议事和互动说理密切相关的。”[4]“民主即让公众讲道理。”[5]（《惯于争鸣的印度人》）
    “沉默是社会公正的一个强大敌人。”[6]（《不平等、不稳定与不平之鸣》）
    “政治——与教会相对——意义上的世俗主义，要求国家与任何特定宗教团体分离。”[7]（《世俗主义与不满因素》）
    这些就是森通过他的文章呈现给我们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只能通过争鸣来获得。相比之下，我们似乎把这样的道理视为悖逆，甚至视为不稳定的因素。我想起宗白华先生的《宗白华别集》，里面曾经提到了这样的问题，发出过类似的感叹：
    “我觉得大多数人懒于思想，正合于一个社会要他们保守‘正确思想’的目的。所以我们中国自从先秦诸子争吵以后，思想懒到连错误也没有了。”[8]
    宗先生在他的未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提纲》的第一章第三节中，还谈论了“自由职业者的出现”：
    “秦汉以来所谓士、农、工、商四民，代替公、侯、伯、子、男，可谓起于春秋战国时代。此种士、农、工、商，既非贵族，又非农奴，可以叫做自由民。此种自由民的出现，为诸子学说发生的根本原因”。[9]
    用经济学的理念来阐释这段论述，即：市场的不断细分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社会的进一步分工，而充分的社会分工将导致社会结构的多元，并进而引起学术的多元与自由。
    于当下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同时也是可以连通古今的话题。宗白华是在班固《汉书·食货志》找到了市场细分和百家争鸣的源头：“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住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贷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无废官，邑亡四民，地亡旷土”。[10]
    我不知道同时期或者更早时期还有谁如班固一样如此阐释一个理想社会。窃以为这样的阐述很有可能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符合现代多元社会言说自由准则的一段话了。如此看来，中国的争鸣传统一点不让印度，同样的历史悠久，同样的兼容并蓄，同样的百家争鸣，为什么印度争鸣的美德绵延不绝，到今天竟然催生出亚洲最大的民主政体；而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中国，为什么到今天却只是一个一元的社会，只有一种看似宏大、其实苍白的声音？
（本文沿用了葛维钧教授所写序言部分文字，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