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人口周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引起我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的关注。其中“人口红利”理论有一定的影响。“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多大影响？“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方式有何关系？“人口红利”后期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文拟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一、“人口红利”及其成因

　　“人口红利”（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Ｂｏｎｕｓ），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又称为“人口机会窗口”（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Ｗｉｎｄｏｗｏｆ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的时期，经济由此获得额外的增长源泉被称为“人口红利”。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人的生命周期是从出生到死亡的变化过程，包括婴儿期、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等。而对一个国家来说，由于人口自然规律的作用和国家人口政策的引导，每个阶段的人口增长率高低会发生动态变化，从而导致劳动适龄人口和社会负担发生波动甚至较大波动，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和重大的影响。通常，一国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有一段时期（一般在３０年左右），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比较低，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成本低廉，储蓄率高，往往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人口红利”的形成需要从劳动力供给、消费、储蓄和创新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解释：首先，“婴儿潮”（即人口出生高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进入劳动年龄后，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并且价格低廉，为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该类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强，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其次，当“婴儿潮”人口达到收入和消费高峰时，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也明显增加，强劲的需求成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再次，“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使得社会负担较轻，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从而推动经济较快增长。最后，适宜的社会经济环境和适度的就业压力使新生代自主创新和自主创业空前活跃。典型的例子如电脑和互联网即是二战后美国“婴儿潮”在进入适龄劳动供给阶段后所导致的重大技术进步。

　　充分利用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等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日本为例，二战以后，日本经济５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中期经历的高速增长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第一，日本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逐渐成长为劳动力，为其日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从而劳动力资源与产业良性互动发展；第二，随着出生率迅速下降和老龄化相对缓慢，日本的总人口负担系数（指０岁～１４岁和６５岁及以上人口之和占１５岁～６４岁人口的比重）从１９５０年的７０％左右降到１９７０年的４５％左右，储蓄率保持较高的水平，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相对充裕的资金支持；三是日本在这一时期狠抓国民素质的提高，从而为经济高速增长储备了丰富的人力资本。日本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期这一有利的时机，从１９５５年开始，经济增长驶入了快车道，实现了２０余年经济持续保持年均增长１０％以上的经济增长奇迹。韩国１９６１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计划政策使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随之而来的人口结构转变为经济增长，开启了“人口机会窗口”。韩国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在３０多年时间里，经济以年均８％以上的高速增长。

    有人做过测算，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在整个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的贡献为１／４至１／３，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即人口红利）更高达１／３至ｌ／２。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相对减速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人口红利”逐渐衰减。例如，日本于１９７０年中后期进入老年型社会后，劳动力增长放缓，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逐渐滑向低谷，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二、“人口红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巨大的市场以及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红利”。

　　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是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７０年代初期（除三年自然灾害外），如１９６２年－１９７１年期间中国持续１０年超过３％的出生率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婴儿潮。建国之后的前２０多年的高生育期导致中国人口猛增近４亿。从７０年代开始生育率下降，７０年代末之后，国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总量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幅度越来越低，我国逐步迈进低生育率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正好与中国１９７９年开始的改革开放、１９９１年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背景有效地结合，推动着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五六十年代高出生率导致８０年代以后劳动力非常充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加上市场容量的急剧扩张，吸引了西方国家的资本、技术和企业转移到中国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中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助于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改善了人口结构，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通过保持高储蓄率，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一致，“人口红利”是推动我国消费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消费支出的高峰期一般在３５岁～４５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有购房置业等大额消费和消费升级的需求，又有较强的购买能力。消费需求的快速扩张拉动着投资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据中国著名人口问题专家蔡昉测算，１９８２年－２０００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２０．１％，带来年均经济增长速度２．３％，同期的人均ＧＤＰ增长速度在８．６％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ＧＤＰ增长贡献在２６．８％，即四分之一强。目前，我们仍处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过程中。未来１０年左右时间，“人口红利”仍有望驱动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２０１５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期的“拐点”。届时，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１０％左右，全社会养老问题会突显出来。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储蓄率开始下降，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三、后“人口红利”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未来１０年左右的时间，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关键机会，也是挖掘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使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随着１０年后老龄化社会的真正到来，中国经济赖以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将消失，如果不及时调整和采取有效的对策，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问题。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最早由“九五”规划提出来，经过１０余年的经济发展，总体来看，目前增长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以至于“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成为“十一五”及以后一段时期的一条主线。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本在于将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包括人力、资金、资源）的增加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其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经济增长方式迟迟未能根本转变的原因较多，但向下扭曲的要素价格、各级****保持着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现行政绩标准（以ＧＤＰ增长作为各级****政绩主要的标志）和财税体制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吴敬琏，２００５年）。下面主要从人口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较轻，人力资源充裕，劳动要素成本低下，一方面有利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容易造成产业发展的惰性和惯性，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大多数企业从事“微笑曲线”里附加值最低端的生产，形成有“比较优势”而没有“竞争优势”的格局。尽管中国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但是在消费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品牌，而且中国的投资高度依赖于外国技术。其结果是中国既未形成一批自己的一流品牌，也未发展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流技术。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长期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容易使企业躺在低要素价格上面，缺乏从事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的压力和动力，从而成为Ｊ·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

　　随着“人口红利”期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将逐步上升，一些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产业梯度发生转移，这些产业可能会转移到较中国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和地区，如转到越南、非洲等国家，中国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大受影响，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摆脱我们卖出８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的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必须逐渐放弃失去比较优势的低技术的产品和产业，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价值的自主创新产品和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经济增长将主要不是依靠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和价格廉价，而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劳动技能提高来推动。中国将来需要更多的是知识、技术，而不是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对经济持续高质量的增长将更为重要。因此，在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同时，应越来越多地重视如何全面提高人口质量，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和根本。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婴儿潮人口所受教育普遍不足，这也是导致中国的技术进步进程相对落后，经济长期以来粗放型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使得新生代有更多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例如，２００５年中国高等院校招生人数超过５００万，是１９９５年的５倍多；入学率达２１％，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部分发达城市已经达到５０％以上，高校毕业人数超过３００万。同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通过对城乡教育资源进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有利于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富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劳动力。另外，****致力于推行一系列政策鼓励自主创新，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人口红利”的必然消失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转变将促使中国经济实现更平稳和更持久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