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之后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在广大社会主义支持和建设者的几十年努力下，由一个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榨和封建主义欺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一跃傲然屹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

社会主义发展到了目前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作为其中个体的每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都应该享受到社会文明的成果。

享受文明成果，一方面直接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保健水平、生活保障、住房保障等，另一方面还要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群众各个个体的心理归属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着重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在社会主义发展到了目前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作为其中个体的每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都应该享受到社会文明的成果。

    建国前，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封建伦理统治，传统的“三纲五常”观念深深束缚着个人的心理，劳动群众作为整体并未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应有的位置，作为社会生活的个体，也往往只知“愚忠”“愚孝”而不能够从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角度思考个体的社会贡献和社会长远发展的联系。

威廉·格拉瑟 [William Glasser 1925]，美国心理治疗学家，他深信需要获得满足的程度或状况，将影响个人人格的特质，因为满足需求的程度或状况可决定个人是否能适当的采取行动。
    建国后，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从整体上赋予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人民群众整体的功能得到了发挥，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入阶段，个体人的功能再解放和以人为本理念的结合成为了接下来的重要任务。

以人为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都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某个人、某些人。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这里讲的人和人民，是同一个意思。

以人为本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改革发展成果。从个体来看，也就是作为人民群众的个体应该实际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进步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就是尊重个体的努力，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积极发挥个体能力，从而从整体上推进国家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

因此个体能否通过积极地发展协同促进整体的进步就是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也就是社会个体归属感问题能否得到科学合理设置成了其中的“钥匙”一环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无法设想，在一个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但人们利益存在严重对立和冲突的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处于“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

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首先是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关心的良好人际关系。其次，要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党群之间、各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人群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其三，必须关注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最根本的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即提高人的教育水平、文化品位、精神追求和道德修养。

究竟个体归属感属于良性与否，一是要分清楚个体的生活所处状况，更要分清个体的心理状况，也就是说，个体所感觉自己在社会中的积极与否，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功能是怎样的。
社会群体需要一个归属的舞台，团队合作需要每个成员的归属感，同样，家庭也需要归属感。归属感其实就是一种安全感，是一种信心，是一种让个体洋溢在心底的幸福感。
“流动的市民”  
农民工，所引起的城市中个体的社会心理归属。从农村流动到了城市，究竟属于“盲流”还是城市建设光荣的一员，是在农民工心理中难以磨灭的伤痕。而且，农民工的内涵和意义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也在不断扩大加深。
“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这是“新生代民工”的“共识”。 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主动“抛弃”了农村；一方面，因为隔膜和歧视，“新生代民工”又被城市所拒绝。
其实，这些“新生代民工”遭遇的并不是什么“新生代”问题，依然是没有足够的福利保障，依然是政策和情感歧视的问题，依然是城乡差别的问题。
不光原来意义的离开土地的打工者，也包括很多小城镇的流动劳动力和一部分失业大学生。在长期的劳作，艰苦的工作环境，微薄的劳动收入，越来越难以实现的安稳平静生活让这些劳动者依然难以找到自己在现今社会的真实定位。
天之娇子？大学生
从1977年恢复“高考”，一时间，“登皇榜”的风气席卷全国，到了20世纪末的那些年更为厉害，大学生毕业就像是变成了待嫁的凤凰，考上了大学就像是平步青云，永远告别人人所避讳的“劳动”差事了。从1998“高考”扩招开始，到21世纪的头五年，大学生的招生数量比以往翻了近十几倍。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570万人，录取27万，录取比例为29∶1。约4.8%，到了2007年，高校计划招生567万人，与30年前报考人数极其接近，但是录取比例约为2:1。2008年，高考招生人数创新高，计划录取599万人，考生1050万，录取比例57%。

这些人数众多的大学生一下子成了遍地的黄麻雀，甚至在面临毕业难以就业的烦恼时选则逃避，用升级考试来拒绝就业，一考再考，庞大的基数让国家一再调整。于是，高考扩招，研考扩招，博士也扩招，热点专业爆满，竞争赶风。

而且，离开曾经埋首苦读的中学校园，面对诸多的诱惑和宽松的监管环境，大学生一下子迷失了方向，暴力、交易、愤青、堕落，啃老……以至于有的家长叹息：不知孩子在大学里，除了增加文化知识和社交阅历之外，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

昔日老大哥？工人

过去一首歌唱出产业工人的力量，现今工人中除了少数的大型国企能带给其中产业工人诱人的福利待遇薪金外，大多数企业的工人们面临着诸多的困扰。

当然，现在工人的适用范围也大大变化了，工人阶级成员的收入趋向多元化，其中有些人已占有少量个人资产，农民大规模进入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中出现了失业者群体。

目前行业的日益多样化和行业间在收入、社会地位、职业稳定性等方面的差距，从而使我国工人阶级内部的利益分化日益明显：一般来说，国有企业职工大部分收入偏低，乡镇集体企业也大多不景气。私有制企业中工人的状况是两个倾向，一是部分大型外资企业中工人的高收入；另一是在某些私营企业中工人的低收入和恶劣的劳动环境。

即使在所有制归属相同的职工中，由于行业和地域不同，分配悬殊情况也比较突出：煤矿、纺织、轻工、机械、军工与电力、煤气、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别比较大；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职工收入差别也比较大。

这种分配悬殊情况的存在，容易使处于劣势的职工，普遍产生一种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不仅其积极性受到伤害，而且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所以，应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

铁饭碗？公务员

现今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和不满意工作现状的中小城市工作者，大都期待能端上公务员的铁饭碗，以至于每年的公务员招考都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好的职位甚至达到了千比一的境界。

但是我国公务员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已失去了激励作用，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已形同虚设，甚至不能维持公务员的基本生活。

在制度上，各职务之间工资差距较小，工资分配没有拉开档次，没有完全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主义”束缚，工资分配内在的激励和杠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职位分类不完善，岗位评价不到位职位设置不能体现一般与重要、政务与事务、行政与专业以及高层次与低层次等不同岗位的职责差别，导致同职级不同岗位人员执行同一工资标准，劳酬脱节；工资待遇主要取决于职务晋升，导致超职数配备现象普遍，职务终身制无法破除。
    以上这些都会导致一般公务员难以明确自己的社会心理归属，往往把“公仆”概念抛掷脑后。

当然，还有很多的方面。

个体生活所不能够离开的几项问题：

看病难仍然亟待根治，药价监管，医院收费透明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大众化等等，这绝不是仅仅通过国家提高医疗补贴，提高报销药费金额就是解决了的。

上学难，难上学，上了大学花费多，考试起点不同，大学毕业就业难，问题的深入存在多方面的顾虑。

住房贵，难买房，房价不应该成为地方抬高GDP的有效手段，而是要本着解决的心态处理问题。

流动容易落户难，不应该让地域户口成为个体不平等的标签，滋生隐患。

养老难，不养老，看病教育住房流动落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引起连锁反映，养老就成为了难题。

个体的社会归属感能否形成，关键就要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能够给个体一个明确的社会归属概念。个体有了明确的社会位置感，能够明确自己的功能作用，就能够调整并积极的应对各项挑战。

面对2008年创造的辉煌成就，中国在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前途光明，我们已经走在胜利的征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