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一些人不忘初心，猜想计划经济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能否变得更加有效率，以至于超过、甚至于取代市场经济？

在我看来，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计划经济无法克服的：

1，创新是计划不出来的

假如你能够计划出20年后会设计出一个什么新车型......对不起，那么这个车型就是现在设计出来的而不是20年后设计出来的。

这就是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给出的论证：假如我们承认人类知识是不断增长的，那么我们就无法预知未来的知识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知道20年后人类掌握了什么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就是现在已经掌握的而不是20年后的。



波普尔有一个著名的弟子——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他在《金融炼金术》中写道：“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证明的，完备知识的不可企及乃是科学方法的首要原理，科学家们的工作就是不断检验似真的假说并提出新的假说，如果不是将所有结论看作暂时的和可改善的，自然科学就不可能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也不可能再取得进步。”

索罗斯比他的老师更进一步，根据量子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所以他的基金命名为量子基金）指出：“自然科学的积极成就，局限于那些能够将思维与事件进行有效分离的领域中，当事件中包含思维参与者时，这个领域就急剧收缩甚至化为乌有。”

在经济学中，消费者需求显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客观事件，所以——

2，产权状态、选择主体都是购成需求数据的一部分，改变前者，需求数据也随之改变

比如我带女儿出去玩，同样是为女儿买东西，我挑我买，女儿挑我买，把钱给女儿让她自己挑自己买，结果完全不同。

过去带女儿出去玩，女儿总是挑贵的买，反正是我买单。如果由我挑选我认为合适的东西买给女儿，她又不满意。后来我就在家庭里进行改革，每次带女儿出去玩，都进行家庭财产私有化——不再花钱给女儿买东西，而是直接把钱给女儿。把家庭的钱变成女儿自己的钱以后，让她自己决定买什么东西最合适，当然，具体金额可以商量。

第一次去迪斯尼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给了女儿170块钱。她在商店里转悠了好半天，觉得东西都太贵，远不如在家门口的小店购物划算，结果就什么都没有买。第二次她妈妈带她去，给了200块钱。经过一番精挑细选，女儿买了一个史迪奇的小包。因为这个小包是用她“自己的钱”买的，就格外的喜欢和珍惜。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女儿还给她妈妈买了一件T恤。

所以，我挑我买，女儿不满意；女儿挑我买，我不满意；女儿自己挑自己买，我和女儿都满意。

计划经济在我家里都行不通，更不要说一个国家了。

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已经发现：
“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洽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
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
（《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