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8-8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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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阅读1小时,总计582小时,第547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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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阅读《第三波》至31%<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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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我相信,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两个因素:经济发展以及非西方文化对民主的接受程度。首先,正如我们所知,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把产油国作为特例放在一边,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除新加坡外,都是民主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穷的国家,除印度和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不是民主国家。处于经济发展中间层次的国家有些是民主国家,有些不是民主国家。然而,如同我们所知道的,相关性并不证明某种因果关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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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不过,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引入文化因素,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这些传统激发了贵族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参与的斗争,并造就了十九世纪的民主发展。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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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首先,在非西方社会,选举可能会导致那些严重威胁到民主的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的胜利。在拉美国家和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常常以专断的和不民主的方式行事,压制其对手,靠法令来统治,格鲁吉亚的加姆萨胡尔迪阿是一个先例,秘鲁的藤森是个近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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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在非西方国家的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并导致反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政策的胜利。荒谬的是,采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社会常常鼓励排外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允许它们获得权力。民主成了一种地方化的、而非世界化的过程。在非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家们不是通过表明他们是如何西化来赢得选举的,那些挑战西方世俗主义的、有宗教倾向的政党在土耳其、印度、以色列和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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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在波斯湾,沙特阿拉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是最不民主的国家,而伊朗作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却是最民主的国家。<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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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此外,人们普遍承认,民主依赖于一个壮大的市民社会。在穆斯林社会,的确有壮大的市民社会出现,但是这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市民社会,而不是一个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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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许多东亚社会的精英不习惯自由民主。的确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亚洲是“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democracy )的老家。这种民主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强调国家的养民与教民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公民行为的准则,而不是作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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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就其在亚洲社会发育程度而言,选举民主更可能被设计用来产生共识,而不是选择,很可能具有不同于西方选举民主的特征,可能缺少伴随着西方民主的自由实践和制度的阴暗面。<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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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作为一种政体的民主概念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不过,其近代的用法却只能上溯到西方社会十八世纪末的革命动荡。在二十世纪中期,有关民主含义的讨论中出现了三种常见的着眼点。作为一种政体,民主一直是根据政府权威的来源、政府所服务的目的和组成政府的程序来界定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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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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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到 1990 年,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一个民主化国家的第一次选举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被认为合法:即有一个或多个合格的国际观察员分遣队在场观察,而观察员承认选举合乎诚实与公平的最低标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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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也许效率低下、腐败、短视、不负责任或被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所操纵,而且不能采纳公益所要求的政策。这些品格也许使得这种政府不可取,但并不能使得这种政府不民主。民主是一种公共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只有把民主与政治体制的其他特征明确地区分开来,民主与其他公共美德和罪恶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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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从总体上说,清教的崛起并没有给英国或美国留下民主制度的遗产。自 1660 年后约一个多世纪里,这两个地方的政府都趋于变得更加封闭,还不如其在早期那么具有人民的代表性。一种贵族与寡头政治以各种方式得以复活。在 1750 年,西方世界的国家这一级上还没有民主制度。在 1990 年,这种制度已经存在于许多国家之中。<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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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理由是对一群人或其邻居来说,一个国家是否以民主或不民主的方式来治理关系不大。例如,有大量的学术文献认为公共政策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不是由一个国家政权性质决定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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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若是其他情况相同,随着抉择已经作出,许诺又不能兑现,挫折则不断加深,许多政权的合法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在多数情况下,支持该政权的联合力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化。不过,民主体制可以通过选举来自我更新,这种选举使得一种新的联合来掌权,它们带来了新的政策和对未来的新的许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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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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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威权政府的领袖们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军政权的军事力量通常要介入政治,而且缺少有效的指挥系统(像在阿根廷的情况就是如此),政权越长久,政治化程度越高(这也是具有职业倾向的军人领袖们经常希望能够结束军政权的原因)。<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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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经济发展与民主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可能因时因地而异。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然而,没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格局自身对导致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或是充分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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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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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这意味着伴随着重大工业化过程,已具有广泛基础的经济发展会有助于民主化,但是靠出售石油(或其他自然资源)则不能产生民主化。石油收入归于国家:这些收入也增加了国家官僚体制的权力,因为它们可以削减或免除税收,它们也减少了政府向民众摊税、派税的必要。税收得越少,公众要求代表的理由也就越少。“没有代表不纳税”是政治要求,“没有纳税不代表”是政治现实。<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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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除了在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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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在西班牙,六十年代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成长”也造成了类似的矛盾。佛朗哥政权的领袖们希望这一成长会使人民大众知足常乐,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事实上,迅速的经济变化却加剧并催生了西班牙社会中的重大冲突,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该政权的合法性出现了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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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南韩和台湾所实现的成长速度在世界上也属最高的国家之列。这两个社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得到了深刻的改造。那里出现的要求民主化的压力却比欧洲和拉美社会发展得更慢,原因有二。第一,儒教文化传统强调层级结构、权威、社群、忠诚,这延缓了社会集团对政体提出强烈的要求。第二,与其他社会相比,在台湾和南韩出现的迅速经济成长发生在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格局之中。造成这种平等格局的原因有若干,其中包括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土地分配方案和在此以前已经实现了的更高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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