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重塑应当从“责任”开始，也就是说——其在中国的经营，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全球承诺和原则、规章保持一致。    在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组织召开的“跨国公司合规经营座谈会”上，王志乐教授表示：“从西门子案到力拓案，使企业合规经营得到空前关注。”他说，跨国公司的行为一般有三条底线——经济可行、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合规经营是企业首要的基础责任，在此基础上企业应当加强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责任。
    不过，他同时引用埃德加·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的一句话：“这些信息是不完整的，没有听到被打败者一方的诉说”，他提醒要防止盲目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将公司合规经营方面的问题政治化。
    从发展的角度看待跨国公司
    如何认识与看待跨国公司，在国内一直有两种观点：
    一是强调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现实与潜在威胁，全面的开放中国市场必将对中国的本土企业产生重创，认为跨国公司带有明显的侵略性和扩张性，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思想，主张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步伐，减缓开放的力度，确保社会与经济的长治久安，力图民族工业的复兴。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挡的历史潮流，跨国公司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为我们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行业规范，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思想和企业文化，同时又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等，中国企业在学习和市场经济的磨练中得以发展壮大，坚信“与狼共舞，方显英雄本色”的豪情。
    如何看待和认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行为，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是资源的掳取者还是利益的共享者？其实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又比较偏激，朝左还是向右，有时真的很难。
    某种思想占主流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改革的进程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跨国公司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上。按照商务部的数字，外资企业在我们工业产值中占到30%，纳税总额中占到21%，其中增值税占到27%，进出口占到55%，就业占到11%。
    统计数字充分说明，跨国公司深刻地融入中国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然而，评价跨国公司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不应当停留在这些宏观统计数据上。30年来，中国处在从传统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开放引资不仅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转换。30年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和经营促进了中国现代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现代产业的成长与发展，并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新道路的形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步成为全球资本流向的热点地区，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外资在华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1978-1991的导入期、1992-2001年的增长期和2002年以来的爆发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国入世成为推动外资流入的历史性转折点。
    自2002年以来，中国每年引入外资都超过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外资开始在华整合资源、调整架构，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外资在国内本土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跨国公司强调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的到来释放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潜力，在市场培育、技术研发和管理经验方面，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面对面的学习机会。
    一时间，战略管理学通用、流程管理学丰田、品牌营销学宝洁、连锁经营学麦当劳、现金流管理学戴尔、深度营销学可口可乐……跨国公司在管理、营销、品牌等多个领域，充当了市场经济和全球竞争启蒙者角色，成为许多中国企业效仿的标杆。
    重塑从“责任”开始
    为能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跨国公司显然需要掌握当地运作的技巧，但他们的行为必须符合全球统一的规范，而这也是中国市场对他们的期望。
    正如沃尔玛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耀昌所说：“作为一家零售企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密切地合作，甚至要和我们在零售业的竞争对手合作，比如说就可持续发展，大家如果有好的经验的话，我们是愿意跟他们分享的，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好的经验应该是专有的，我们是愿意拿出去分享的。这样的分享对整个行业、对整个环境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开放的。与他人合作比孤军奋战更可取。”
    专家指出，具体来说，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进公司责任的最主要途径有四个：
    第一个途径是管理好在华投资的企业。
    作为全球化运作的基本规则，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全球承诺和原则、规章保持一致，特别是在涉及人权和环境等方面。例如把公司责任融入业务流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加强员工操守管理，积极推进循环经济等等。比如英特尔就强调在中国精确复制芯片制造工厂，在环境方面遵循和全球统一的规则。
    第二个途径是实施供应链管理。
    过去强调比较多的是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成本及交货期，而现在已经把公司责任延伸到供应商，强化供应商及其采购工厂的社会、环境要求。沃尔玛2008年首次在中国召开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公布了最新的绿色采购原则；宜家积极贯彻关于可再生森林认证的供应链要求等等。沃尔玛2005年在中国采购了180亿美元的商品，直接管理的供应商有6000家，2002年以来三年中大概淘汰了40%左右的供应商，淘汰理由就是因为这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不达标。
    第三个途径是建立社会责任体系。
    比如，在BP（中国）公司内部，企业社会责任（CSR）部、公共关系部和媒体部是三个平行的同级部门，社会责任部主要负责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对中国环境、健康、安全等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及有关的规章规定进行汇编和总结，并每两个月进行阶段性审核和更新；第二，负责协调BP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采取的观点和立场，在参与政策性讨论的过程中向公众传达BP的观点；第三，协助执行BP在中国有关企业声誉的计划和项目，包括参与并监督执行BP在中国的社区投资活动。同时企业社会责任部还在中国的下属27个公司设有兼职联络员。在组织企业责任实践方面，巴斯夫资助了金蜜蜂社会责任推广项目，试图与本地伙伴来分享社会责任管理经验。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公众对跨国公司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经济指标上，如产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等。随着人们环保意识、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国际社会纷纷要求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披露环境和社会表现的相关信息。
    为了记录和展示社会责任建设成果，跨国公司一般均出版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年度报告。
    目前全球有2000多家企业发表可持续发展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往往也会披露自身不足之处，以显示改进的诚意。如通用电气曾披露了因为向空气排放废物被罚款100多万美元的事实，耐克的责任报告中不仅公布了曾被视为商业机密的700个供货商的具体情况，还坦承，部分供应商存在着盘剥工人、强制超负荷劳动的情况。
    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可以推动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吸纳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公司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
    壳牌中国连续7年在华发布责任报告，将公司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并对具体项目在实施过程会对中国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带来哪些影响进行分析，来获取不同的观点，从而集思广益。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谢林提出的“谢林定理”所言：“主动约束自己的随意性和自主性，反而会增加自我主动性。”
    第四个途径是专业化、品牌化的公益活动。
    西方社会具有相对成熟的慈善传统和公益活动经验，包括各类环境和公益组织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华广泛开展了面向教育、科研、环保和健康等公益活动，在活动定位、协调组织、专业管理、品牌推广等方面让国内企业从旁借鉴很多。
    比如近年来在国内兴起的企业慈善基金也是受到国外相关企业的影响和启发。跨国公司对公益慈善活动有高度的选择性，往往根据其所在行业、专业能力、相关资源和网络来量身打造，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部分国内企业在公益活动和企业运作上两张皮、甚至纯粹做秀的弊端。比如强生公司开展的一些社会发展项目，包括西藏母亲健康项目、儿童西部大开发教育项目、艾滋病、糖尿病教育、精神健康教育和其他的母婴项目，及抗击自然灾害的项目等。

作者：《新智囊》编辑部 来源：《新智囊》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