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自二战后全球经济下跌最深的一次"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但它更易于被视为"大稳定(Great Stabilisation)"，因2009年最显著的不是经济如何下跌，而是一场大灾难怎样被避免的。

　　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破产所引发的恐慌，几乎将金融市场推向崩溃。全球经济活动下跌速度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初。可是此次危机下跌在数月内就被止住。巨大的新兴市场国家首先发力增长。中国二季度的经济产出以年率17%的速度增长。除少数国家外的富裕国家的经济年中也开始扩张。

　　但危机带来许多间接伤害。整个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失业率几乎在9%。最早发生危机的美国的失业率达10%。因最穷国家受到经济弱小和高价食品的双重打击，一些地区的多年脱贫进步未实现。规模大、人口多的中印等国经济反弹，让新兴市场国家在此次衰退中的总体表现好于1991年的衰退。这让世界各地许多人感觉到” 大衰退”并非影响如此之大。

　　出现如此结果是必然的，因这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和行动最快的一次政府行动。有国家以数万亿美元公共资金挽救摇摇欲坠的银行。各国央行大幅降息。全球的政府都在兴致盎然地力推刺激计划。正是这种积极行动止住了市场恐慌，支撑了金融体系，并承接了私人需求的崩溃。

　　问题是这股”大稳定”势头虽受欢迎，但仍是令人担忧地脆弱。全球需求还有赖于政府支持，公众的慷慨被用来裱糊老问题，且同时制造出新的波动源。更多地方的房价仍在下跌，且一些国家的银行经营压力仍很大。美国若干大银行提前偿还公共救助资金的成功迹象，让人们易于忘记，复苏仍在依赖政府支持。这种快速恢复实际上只是在拖延大多数富国再次滑落回衰退状态。

　　然而，现实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情况。富国的需求目前仍很弱，特别是在家庭和银行体系高负债的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私人消费开支未来持续疲软的可能性更大。随着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不断增加，这些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继续借新款还旧债。但一些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却面临相反情形。

　　因政府选择，或是被迫让金融环境长期保持宽松，由此必定相继伴生资产泡沫与其他畸形的扭曲现象。中国已因刺激计划的规模和构成内容而开始担忧。流动性达到了警戒程度的充裕，以及政府拒绝让本币升值也阻碍了经济向消费型转移。因会吸入更多投机性外国资本，富国的宽松货币政策让想要收紧银根的新兴市场国家更难以做到这一点。

　　全球经济是否能顺利地从”大稳定”走向可持续的复苏，还有赖于如何解决好这些面临的挑战。其实有些政策已清晰地摆在那里。在减少对新兴市场国家压力的同时，更强劲的人民币会加速平衡中国的经济。

　　削减中期财政开支的计划会减少富裕国家的长期利率上升的风险。但在这些问题间需要做出平衡。若现在紧缩财政必定会让富国的复苏努力付之东流，而对美国经济有利的货币政策姿态会让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更大。

　　这也就是政策制定者们在考虑正确的退出策略时所面对的巨大技术困难。更糟的是，他们在越来越糟的政治背景下必需要这样做。如富国的财政政策要受到公众对政府动用公共资金来挽救银行的愤怒所带来的挑战。美联储的独立性正经历着来自国会的威胁。高失业率的政治环境，意味着贸易争执会变为更大风险，特别是与中国的争执。

　　以上问题的描绘让人们得出不同的结论。悲观主义者预计明年将是各种问题大爆发的一年，从主权债危机到不计后果的贸易保护主义。但还更有可能是一些不严重的小问题，从债券收益率的猛增，到短视的财政决定，再到因减薪引发的罢工。无论怎样，与去年重灾相比，今天形势还是足以让人们惦记节日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