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大概应当归入政治经济学范畴。其中，他将经济学中的行为设定广泛运用于非市场决策之中，认为公共活动的参与者同样具有最大化自身行为的倾向，完全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

譬如说，假定版主的个人付出一定会改善点击“制度经济学”版面所有网友的资源，但版主大量付出（成本）与其所获少量资源（收益）往往是不对称的。从广大网友构成的集团看，每一位网友不论是否付出，都可以均等地获取资源，即集团收益具有公共性。这种性质可能导致广大网友的“搭便车”倾向。而且成本－收益不对称程度与集团规模正相关，因此，Olson的一般结论是，理性人不会为集团的公共利益采取行动（请勿误解）。

Olson进一步将集体利益分为包容性的和排他性的。前者具有正的外部性，后者具有争夺性。二者相比较，显然包容性更可能实现集团的公共利益。为避免集团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可以设置“选择性激励”。（例如，对于为集团利益的突出贡献者，施以额外报酬。典型的是赏你一个“业余游侠”的等级，增加你的积分等。）但是，由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现实世界而非虚拟世界中，高昂的信息成本、实施成本、组织成本等可能使得集体行动陷入困境。Olson最后提请人们，这个结论不适用于小集体。弦外之音似乎还是那句‘ small is beautiful.’

版主说“这本书的基本结论是：一个国家没有从坏的制度过渡到好的制度，是因为集体行动的成本太高，就是搭便车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失败。”

是这么回事么？

[em07][em07]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9-21 5:40:00编辑过]

呵呵，我头像阿？那是美女回顾啊。“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你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我知道的，翻过。我问的是《国家兴衰探源》，期待你的高见。

奥尔森这两本书有人称之为姊妹书。

下面的是张曙光的评论：

奥尔森教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奥尔森的理论和方法是以集体行动的内在矛盾和固有逻辑为基础，以分析利益集团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主线，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根源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并据以对战后很多国家的兴衰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型利益集团中，一般不是依靠提供集体利益来取得其成员的支持，而是依靠所谓“选择性刺激手段”的惩罚和奖励作用，根据其成员的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利益。由于个人行为的理性特征和集体利益必须分配给集团的所有成员的性质，决定了有选择性刺激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组织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由于利益集团的结盟性质和排他特征，或者组成卡特尔，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必然阻碍技术进步、资源流动和合理配置，或者进行院外活动，扩大政府管制，提高利用法律、政治和官僚主义以及通过讨价还价和复杂协议而获利的报酬，这一切都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而，利益集团的活动不能增加而只能减少社会总收入。所以，利益集团的发展和强大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利益集团的削弱和重组也会促进经济增长。战后的德国、日本，由于动乱、战争和被占领，使得特殊利益集团锐减，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生产有了相当迅速的增长，出现了“经济奇迹”。而稳定和和平使英国的利益集团持续发展，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网，造成了英国经济的衰落。瑞典和挪威虽有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其主要利益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可以更多地使用各种刺激手段，在内部消化由于低效率政策而付出的成本，倾向于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进入收入再分配，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西欧共同体的建立及其各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是由于实行了贸易自由和要素流动，而且是由于管辖权的统一使利益集团的垄断和影响受到限制。印度虽然奉行了自由贸易政策，但由于以种姓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利益集团的抑制作用，阻碍了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美国各州的经济发展及其与特殊利益集团人数相关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理论。此外，这一理论还能说明宏观经济行为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进而对滞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奥尔森的理论不仅具有独特的分析角度，而且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用这一理论来考察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认识。改革前的国有经济和重工业部门也许是中国社会中最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政府是其利益的集中代表。(也许，有人会以国有经济的普遍性为由否认这一点，或者认为即使如此，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利益集团，必然以社会利益为重，其实不然。在我国，生活和活动于国有经济部门的社会成员并不多，重工业部门的人数就更少)。因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并不是全社会利益的代表，而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政府不仅具有一般自然垄断的性质，而且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经济的垄断权，并与此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特殊利益集团，其主要职能在于重新分配而不是更多地创造国民收入，这就会改变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效率和产出的下降；政府对一般经济活动的垄断，造成了价格和工资的相对固定以及向重工业部门的倾斜，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政府决策的迟缓，议事日程的繁忙，造成接受技术进步和经济变革的滞后。...中国的实践证明，战略选择和改革决策既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又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选择过程，利益集团分析自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奥尔森从利益集团一旦产生就会长期存在，不会自行消灭出发，崇尚社会变革的激进方式而忽视渐进式改革，似乎也有某些片面性。不仅如此，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个过程，当其是针对原有的利益集团，旨在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而开始形成时，也许在客观上会采取某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和活动。特别是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某些新兴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活动有利于市场制度的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