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预期渠道来传导。所以在金融危机期间，对于企业而言，安全性比收益性更加重要，现金流比盈利更加重要，需要坚持安全保值、审慎稳健的主导思维。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全球金融危机下，FDI锐减，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然而这也为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FDI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跨国公司FDI最直接的作用是为提升产业竞争力提供资金支持。长期以来，自有资金缺乏是限制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跨国公司为我国的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据有关统计数据，30年来，中国引进外资超过了4500亿美元，占世界范围内FDI的10‰特别是加入WTO以后这一现象更是日益明显，1997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额452I57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共计161.87亿美元，约占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35.7%；2008年，实际利用外资数额923.95亿美元，增长23.6%。FDI持续高速增长，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通过商务部分析表明：1984～2008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是负相关的，而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是正相关的。其具体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我国FDI增长率越高，我国GDP增长率越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我国FDI增长率越低，我国GDP增长率越慢。在FDI这一重要经济变量的作用下，我国GDP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同时人们还看到，尽管在整个样本期内世界经济波动明显，但我国FDI流入的金额除1999年比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都在增长，而我国GDP增长率虽有起伏，但年均增长率在较长时期内仍维持了非常高的水平。
    上述结果的出现，实际上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的必然结果。
    FDI的巨大作用除表现在资金直接进入外，还体现在对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提升方面。新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化往往是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结果，其中FDI已经成为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
    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经有400多家在我国投资，竞争加剧将迫使这些跨国公司不断转移新技术，加速FDI技术外溢效应。我国目前的原材料、工艺、生产管理等都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完全有能力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形成配套，配套过程也将迫使外商不得不向内资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这将为内资企业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
    综上所述，随着外商在华FDI稳步增长，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所面临的资金不足的压力，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金融危机对中国FDI的影响
    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实体经济已深受影响。作为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跨国公司在这次波及范围、持续时间、影响程度均属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大量跨国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或盈利状况恶化。对于跨国公司来说，2008年算是艰难的一年，而2009～2010年仍将持续这种艰难。
    统计显示，今年1～4月，我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为276.6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0.98%，其中4月份下滑22.51‰同时，作为吸引外资大省的广东省，一季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036个，合同外资金额31.14亿美元，但同比分别下降了50.0%和62.0%。
    上述数据表明，自去年底以来，持续下滑的FDI，仍处于下降通道。分析认为，受抑于金融危机，海外资本收缩，且作为FDI主要投向领域的出口相关行业低迷，短期内，FDI或将继续减少。
    同时，跨国公司对未来前景的预期也不容乐观。根据麦肯锡2008年11月对1424家企业的调查，65%的调查对象预期2D0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恶化，只有14%；的预期会好转，但亚太地区（不含中国）和欧洲预期恶化的比率高居前两位，分别达83%和75%，北美为54%，中国为57%。有接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经济的好转要等到2010年之后。其对盈利的预期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纷纷采取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率和缩减资本性支出等措施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
    应对FDI锐减后的策略
    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预期渠道来传导。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远远高于金融开放度，因此贸易渠道的冲击要大于金融方面的冲击。所以在金融危机期间，对于企业而言，安全性比收益性更加重要，现金流比盈利更加重要，需要坚持安全保值、审慎稳健的主导思维。在这一思维下，企业应采取如下应对策略：
    1、在生产方面，利用金融危机顺势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流程，保留或增加新的工艺和技术，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和销售毛利率，这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2、在投融资方而，一是拓展资金来源，为度过危机储备“弹药”，二是减少金融投资，以节约现金支出。企业一方面需要降低负债率，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减少高风险和高杠杆证券（尤其是衍生产品）的投资。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实现“好钢用在刀刃上”。三是转移投资地点，审慎地将资金投到受危机冲击小的“金砖国家”，如宗申集团投资巴西建厂就是不错的选择。
    3、在并购方面，企业大可不必死守“现金为王”的原则，而是可以主动出击。在危机时期，很多企业的破产倒闭，或因财务压力被迫寻求兼并收购，使并购方拥有很大的选择范围。为低价收购和整合行业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很多战略性资源和核心资产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买不到，但在危机时期却很容易低价买到。当然，并购的行业需要与中国宏观的需求相结合，可考虑矿产、能源与石油等战略资源类行业、拥有关键技术的企业和拥有核心资产的企业。
    由于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溢出效应和跨国传染效应，光靠企业来应对危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于政府而言，在危机救援中，为企业提供框架支持和公共服务是不可或缺的。目前急需政府提供的服务有：
    1、实施监管的升级和强化。时至今日，对于衍生产品监管的权威文件包括银监会2004年颁布的《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证监会2007年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但它们仅限于事后的披露，而非前瞻性和预防性监管，并且是否包括很多场外衍生品交易也有待明确。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监管框架的构建，由于分业监管各行其是，容易导致监管真空和监管权的争夺，亟待建立一个功能性监管框架和体系。这个框架既要确立总监管机构和分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又要处理各个监管模块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2、进行热钱的监测和控制。从外汇管理的角度，最急迫的问题是巨额的“热钱”或“国际游资”如何监测和控制的问题，以防其突然撤出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从2002年出现人民币升值压力以来，游资大量进入中国，而从2008年9月以来，游资从由净流入变成净流出，2008年9、10、11三个月，净流出估算值分别为145.8亿美元、275.5亿美元和154.1亿美元。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对异动和非正常情况需要及时预警，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外汇管制的力度。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1998年就恢复了外汇管制，这值得我们借鉴。
    3、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监控。从历年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据来看，香港和三大离岸金融中心（萨摩亚、维尔京、开曼群岛）都占了大头，这是很不正常的，说明对外投资有一些是虚假的。一些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转移资产、偷税洗钱。在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喜欢通过对外投资获取个人利益、提高个人声望，而不考虑其成本和风险。
    4、重视金融主导权和国际定价权。当今各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全球分工收益主要归属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成为风险的承担者，中国对外投资效益差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为此，政府在长期内需要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的发言权，加强金融主导权和国际定价权。

作者：周路 来源：《经营管理者》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