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济在增长﹐失业率却保持在非常高的10%。当刺激计划退出之后﹐经济增长的势头又会如何﹐这一点还远远不清楚。

金融领域的复苏令人吃惊。自3月9日触底以来﹐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已经涨了60%﹐金融类股更是涨了一倍有余。由违约风险最高的公司发行的垃圾债券的收益率与美国国债收益率之差从3月份的近17个百分点降到了现在的约6.5个百分点。这既显示出经济好转﹐又表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回升。

多数主要银行似乎都已经恢复了元气。各家银行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中获得的2,450亿美元资金中﹐已经偿还了逾1,750亿美元。自5月份财政部测试了19家大型金融公司的财务实力后﹐这些公司已经在筹集了1,360亿美元的股权资本﹐并获得了640亿美元没有美国政府担保的贷款。

但大银行的实力回升可能会扰乱市场。虽然小银行的资金成本长期以来都高于大银行﹐但这一差距正在扩大。据自由智库组织美国经济及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贝克(Dean Baker)预计﹐这个十年的前七年﹐小银行和大银行的资金成本差距平均为0.03个百分点﹐但在截至9月30日的四个季度内扩大到了0.66个百分点。贝克说﹐这种情况意味着投资者认为如果危机再度爆发﹐政府会救助大银行而不是小银行。

耗资巨大的救助计划似乎并不总能成功。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对美国国际集团(AIG)以及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GMAC Financial Services)实施原先的救助措施。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原先是一家汽车金融和抵押贷款公司﹐但目前是一家银行控股公司。这两家公司仍然无法筹集私人资本。

政府的干预活动带有长期成本﹐包括会带来巨额预算赤字﹐可能会最终推高通货膨胀和利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如果不实施加税或削减福利项目等在政治上十分艰难的举措﹐到2014年美国政府债务占年均经济总量的比例将从2007年的62%膨胀至108%。随着联邦债务的攀升﹐更大比例的预算将用于支付利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将流向海外债权人。如果利率从当前的低位上升﹐这个负担将愈加沉重。

截至9月30日的财年﹐联邦政府的债务利息是1,820亿美元。MBS Investment Management董事长波曾(Robert Pozen)担心﹐这一利息负担在十年内可能会与国防预算的规模相当﹐去年美国的国防预算为6,370亿美元。

政府的干预措施还带有政治风险。救助措施的主要规划者──美联储(Fed)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以及前任财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说﹐救助华尔街对救助美国民众很重要。但很多美国人以及议员都不认同这点。

在12月的《华尔街日报》和NBC News民意调查中﹐只有21%的受访民众说他们相信政府正在采取正确的措施﹐而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这一比例为64%。在国会﹐越来越多的议员支持让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评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美联储说这会威胁到其独立性。

对一些企业而言﹐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政府插手了企业从选择高管到汽车经销商命运的一切事务。总部位于密西西比的U.S. Bancorp已经偿还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但该公司首席执行长戴维斯(Richard Davis)却在12月与美联储的监管人员进行了商谈﹐确保公司上调股息是否合适。戴维斯说﹐我们仍在等待这方面的指导。他宣布银行会暂时维持当前的股息水平。

危机后资本主义的状况将部分取决于政府和国会如何发挥他们的新权力。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明显分歧。举例来说﹐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像卡尔•伊坎 (Carl Icahn)那样做个要求变革的活跃股东﹐还是像指数共同基金那样做个消极投资者？

赫伯特•艾利森(Herbert Allison)离开私营行业﹐管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他说﹐我们想尽快撤出这些投资﹐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长期投资者。但现在﹐美国政府正徘徊纠结于股东以及公众利益捍卫者这两个角色之间。

Bob Davis / Deborah Solomon / Jon Hilsenr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