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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张艺谋拍得很辛苦——在大漠黄沙中穿梭拍摄，亲自种下百亩高粱，都很有挑战性。

最后一个镜头拍完，张艺谋把自己穿着的一双鞋子埋在黄土里，当众发誓：“这部电影要是打不出名堂，我永远不走电影这条路！”

结果，1988年，《红高粱》拿下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是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作品，当时的国内票房，有400多万，大赚了一笔。

《红高粱》讲的是一个乡村女孩九儿，被父亲卖给得麻风病的酒庄大户人家。

出嫁当天，九儿为送亲的壮男余占鳌吸引，两人情不自禁地在高粱地里野合。后来九儿的丈夫病死，九儿和余占鳌合力，把她丈夫的高粱酒庄搞得风生水起。

不久以后，日本侵略者到来，在山庄里烧杀抢掠，九儿和余占鳌拼死抵抗，九儿甚至壮烈牺牲了。

整部电影讲的是女性自由追求、挥洒情欲，拍得热血沸腾，极具生命野性，基本上是张艺谋心境的外化。

但是，由于电影里面有农民被日军胁迫剥人皮的镜头，被国内的保守派抨击为“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甚至有些老头子去信中央要求禁播此片。

张艺谋就纳闷了：“我拍的都是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怎么就成了侮辱中国人了呢？”

奖也拿了、票房也赚了，这些批评完全成了无聊的蚊蚋滋滋声。张艺谋第一次尝到了表达自我的甜头。

（《红高粱》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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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之后，张艺谋接连拍出了《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女主角都是巩俐，内容都是看似较小的女子在强大的封建礼教之下，争取自己的情欲、正义和自由的故事。

《秋菊打官司》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其他两部也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秋菊打官司》剧照）

90年代的张艺谋，拍的都是自己得心应手的电影，光芒完全盖过了其他导演。

1994年，他开始拍《活着》。他自己经历过文革，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考验人性的时代，只有直面这个时代，才能真正直面他自身。

张艺谋拍片，出了名认真。

有一场戏拍的是福贵女儿凤霞结婚，有一个道具是毛主席语录。张艺谋翻了翻道具，发现里面竟然没有一个字，全都是白纸。

按照剧本要求，这个镜头拍的是全景，也不会有人打开书，弄个红色塑料封面就行了。

张艺谋一下子怒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临时要增加一个翻毛主席语录的特定镜头，遇上这种情况你要我他妈的怎么拍？所有跟着我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我的要求，我要的东西必须是真的，不能有应付！”

就凭这这种认真劲儿，《活着》拿下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仅次于金棕榈奖的第二名），葛优还拿下了戛纳影帝（华人第一位戛纳影帝）。

从法国得了大奖回来，张艺谋还召集了剧组人员开会，反思电影的成功和不足。《活着》的编剧芦苇感叹：“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知道，张艺谋这个人必成大器！”

做自己的人，一般都比别人更容易成大器。因为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真实感受，更专注于自己的志业，更能够解决问题，更容易走出自己的路。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做，那会怎样？张艺谋也经历过这一个阶段。

（《活着》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