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所以是“未来”，是因为它不确定；“过去”之所以是“过去”，是因为它不会再改变。

社会流动（包括所谓“纵向流动”）增加了不确定性，增加了可几性，从而增加了未来的“花样”。

如果社会如同一架机器那样，所有的变化都是由初始条件与某种规则确定地决定着——而初始条件与规则人们又能无限精确地了解，人们就不必要区分“未来”与“过去”了，人们的命运在人类诞生前就已经被决定了。因为人们并不清楚这些东西，从而在创造未来。

社会流动既可能不断改变（以“现在”为开始的）“初始条件”，又可能改变规则（当然承认这一点并不利于理论发展），从而社会未来的不确定性强上加强。

“不安于现状”激励着人类创造未来，但这种心态怎么来的，应该不是经济学的任务（经济学许多情况下天然假设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经济学家面对各种社会流动，其实并不能说太多的东西，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大堆“stakeholders”，他们首先得搞清楚某种流动“哪家欢乐哪家愁”。虽然经济学家常常摆出“旁观者清”的样子，但经济学本质上是坚持“惟当局者清”的（即理性人假设。即便许多理论做出修正，但它们不会偏离太远）。

某项活动的“一般的”、“全社会性的”经济意义，其实还是“标准”的问题。马克思给出了生产力标准。不先给出标准，无法谈经济意义。

为了购买纳尔逊的那本书，我需求MONEY！只要发帖了。

社会流动的经济意义，上面几位说的都有道理，但我认为关键是认识到社会流动其实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这里需要区分单纯的要素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区别。比如，在社会学里往往把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民的社会流动混为一谈，其实严格的说这两种是有区别的，因为只有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引发整个要素资源配置结构的重组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流动是以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为基础的，而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既存在技术维度的变迁，也存在制度维度的变迁，而后者就涉及到交易成本的问题。前面有的朋友提到不确定性，其实不确定性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其实仅仅构成所谓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通过保险等措施加以预防的，而另外一种则是内在的不确定性，也即奈特所说的真正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无法完全预防的，社会流动所要讨论的不确定性就是这种内在的不确定性，而所谓的交易成本就是为了控制这种内在的不确定性所付出的代价，而制度创新可以理解为人们为了降低这种交易成本所作出的努力。

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我有一点体会，将另外发帖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