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企业理论发展和企业改革成绩出发，进一步讨论一下中国经济改革未来的重点或者说增长点在哪里。说到企业理论，我们在相对独立地进行理论创新上取得很好成绩，也就是我们最早的很多理论方面的讨论，也可以说企业方面的理论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过多地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的情况下独立进行的，并不是说没有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而是说在相对少的深入地读了他们理论的时候，而是只知道一些概念和企业的形式，并没有真正了解企业理论发展状况的情况下，我们创造了很多改革国有企业的形式和提出了很多理论。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我们在那个阶段所探讨的企业改革形式已经完成了。
我们说到企业微观机制和体制的时候，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说两个东西，一是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管理理论都可以回答，但是还有一些企业本身的产权理论等可以回答。比如说解决职工的积极性，企业内部积极性等问题都是很好解决的，企业就是把生产单位和市场划一个界限，把它独立开来，在企业内部搞一个层级式的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你的监督是可行的。因为我们知道，农业监督是不可行的，没法监督，最终的结果表现在年终的产量上，但是企业相对来说是可以监督的，因此企业内部的积极性很日益解决。
接下来我们想解决的是第二个层次，也就是企业治理结构问题，包括经理人的积极性问题，而不是职工的积极性问题。或者说想解决的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分开，所谓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道德风险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都依次进行了理论探讨，也从这些方面的任务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承包形式，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等，我们都借鉴并尝试了，后来我们采用了集大成的说法即现代企业制度或公司化，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这样的任务，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从微观的层次上，我们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也应该可以起作用。但是我们来看看，我们企业表现是不是真的特别好呢？内部的管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产权相对明晰了，也是最大化的实现利润，经营管理也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说企业仍然存在问题的话，问题就出在我们研究企业的时候，还忽略了一点，即企业外部竞争环境，虽然有人提到过，但是我们往往还是忽略了。这个竞争环境可以包括很多的内容，包括企业的进入机制，为什么说只有你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中，这个领域来呢？为什么我不能呢？如果说人人都可以，但是如果一个制度设置上对某些类型的企业可以随便进入，对另一类型的企业交易成本非常高的话，实际上还是没有自由进入的，既没有自由进入也没有自由退出，还包括产品的充分竞争性，产品市场的完善程度，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例如我办企业，土地是不是可以得到？或者说在他可以得到的情况下，我也就能够得到，现实中可能就不是。还有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当然还有劳动力市场。只有三个层次，即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企业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合起来形成企业良好发展环境，并且产生宏观效益，企业改革才算彻底成功。
现在每个企业都有了足够的经营积极性，国有企业也好，公司制企业也好，私人企业也好，但是宏观效果并不是一定就好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说我们企业从更广的视角来看没有完全成功。
国有企业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就是以放权让利为特点，随后一步步地逐渐深入，到了九十年代，企业基本上已经获得了他所需要的所有的自主权，同时他还确立了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承包关系，与国家政府的承包关系，企业自身经营得好可以得到奖励，这时候我们企业还有什么不对的吗？看上去这个体制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自主权不是真实的。在那个时候，国有企业经理首先是有了用工的自主权，可以自主招工并解雇不称职的员工，但是，到九十年代后期之前从来没有看到企业家或经理人员使用过这个自主权，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从个案原因来看，作为经理我犯不着，因为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我犯不着砸了我职工的饭碗。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时还没有一个劳动力市场，当然也没有好的社会保障，在这个时候解雇了工人就意味着真正砸掉人家的饭碗，对于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或者说在有保持社会安定要求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不可行的。
因此，直到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当时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和企业开始减员增效的改革，合在一起导致大规模的职工下岗失业。接下来我们发育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样化的就业渠道，同时也建议企业在景气恢复的情况下，接纳下岗职工再就业。因此，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一次改革中，逐渐发育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大多数的企业经理人员都可以随意地，或者说没有什么障碍地使用用工自主权了。也就是说没有市场的配合，没有竞争的环境，内部的治理结构也好，管理机制也好，都不足以保证企业效率——仅仅在微观层次上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我更想讲的是，对于整体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于整体的工业发展，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自本世纪以来，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新的现象，即随着沿海地区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速度快到一定的时候，开始出现了成本提高的趋势，成本提高除了有土地成本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从2003年2004年开始，我们看到蔓延全国的民工荒现象，非熟练劳动力已经出现了经常性的短缺。这种短缺，有人说这是结构性的，其实缺的是技能。这种解释并不准确。要知道，任何社会在任何发展阶段上，即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贫穷国家，任何时候都是缺技能的，永远有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缺的是人力资本比较强的。只有出现了非技能型的人才短缺才是一种经济发展转折意义上的变化。例如，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表现就是非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在中国看到的劳动力短缺就是非熟练劳动力的短缺。
也就是说，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就像刘易斯所讲的二元经济结构一样，因为农业中有源源不断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在原来的产业里，即在农业部门，其劳动边际生产力是零，因此，任何一个高于农村平均生产率的工资率都可以把它吸引出去打工。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持续了很多年，若干年前，国家统计局的领导也说过，在2003年以前，有十多年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涨。这是正常的，因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但是从03年以来，我们的农民工工资就持续上涨，而且越涨越快，说一个大家很难解释的现象，在去年已经遭遇了金融危机，而且像东莞这样的地方已经出现很多农民工失业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上涨率还是接近20%，指真实上涨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的工资当作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代理指标的话，他的工资上涨，意味着中国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其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如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增长速度是逐年下降了，虽然还是正的增长，但是增长率越来越慢。也就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保持一定的速度甚至逐渐加快的情况下，一定有劳动力供给赶不上需求的时候，出现这个现象的时候，工资率就会上升，也就意味着刘易斯式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转换，大家注意到不是转变，而是说开始转变了，从这儿开始，它以更快的速度逐渐改变二元经济特征，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们很多人注意到这个现象后，我们也做出了一个判断，是不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了，很多人持不同的意见，各种各样的意见，其中大家用拍脑袋的方式争辩说，这不太可信，因为我们还会在很多的贫困地区看到很多的农民没有就业，这个拍脑袋的说法最有价值，它提示了我们什么呢？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大国经济首先指庞大的经济规模是有特殊意义的。前不久我参加一个会议发言，刘伟教授主持的，我说，人口学家对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有一个说法，叫未富先老，借鉴这个概念，中国的经济可以叫未富先强。那个发言之后的第二天我遇到美国经济学家Mike Spence，他说了一个词更准确，中国经济叫做未富先大，这可能比未富先强更准确一些，也就是说经济规模使得我们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很多不同之处。
不过，规模产生的不同之处还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所谓的大国经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特征是区域差异性，这其实就是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时产生不同看法的根源，当你在沿海地区或者把沿海地区当做中国的整体平均起来做出一种判断的时候，人们抓住中西部的现实的状况，就会否定你的观念，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不过，当我们看到中国区域差异性时，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差异性给我们提供未来的增长机会。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够实现以前发达国家甚至那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没有达到过的长期高速经济发展速度，原因是我们有更大的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差距产生后发优势，技术上的优势，生产要素禀赋上的不同以及管理经验等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我们用更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与别人已经得到创新的产品和生产要素相结合，发挥了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
把这种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搁在国内来看，当我们的沿海地区越来越发达，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土地成本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也提高了，产业升级必然会发生，从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创新的阶段上。但是，与此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其实还有发展和赶超的机遇，因为这些地区具有双重的后发优势，一个后发优势在于这些地区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仍然很大，第二个后发优势在于这些地区也存在着巨大的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
上述后发优势在实际上的确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了经济发展机遇。因此我的判断是，如果让我说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我会说一是城市化，二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赶超。中西部地区是不是赶超了，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赶超。从2003年以后，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是快于沿海地区的。作为结果来说，我们按照分省计算人均GDP的基尼系数来看，2003年之前一直在提高，也就是地区差距在扩大。2003年以后，基尼系数减小了，意味着地区差距开始缩小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更加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是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成绩。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忧，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假设，我们在研究世界经济史时也可以观察到，国家之间因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结构各异，会形成一个产业转移过程，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会从较发达的国家转移到后起国家。我们看到的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差异，使我们认为，中西部地区最有优势的地方和作为后发后起地区，接下来要干的事是承接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从而可以形成一个日本人说过的所谓雁阵模式，雁阵模式不再是在国与国之间转递，而是在中国的地区之间形成。但是，问题在于，过去这些年里头，我们看到的事实，中西部地区不是承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发展了重化工业。我们直接看数据，中西部地区在过去许多年里头，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目前资本密集程度在制造业中已经超过了沿海地区。因此，可以说这些地区走了一条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道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说的企业改革，如果把它放大到宏观含义上来讲，外部的制度环境、竞争性的政策环境还没有形成，还没有自由的进入，生产要素市场还没有矫正扭曲，统一的产品市场还没有最终形成。因此，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就变成了政府主导、投资驱动。今后要做的事是，我们应该把区域发展战略扭回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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