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化是现代工业社会必经的发展路径，在中国蓬勃地进行众多区域的城市化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种种问题也不容忽视。然而，人们容易注意到的是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显性变化，而忽略了社会中人际关系等的变化。在农村、城镇社区城市化进程中，分工的精细化、产业的集群化等促使了新的人际交往模式的发展，却也使原有的人际交往关系在不断退缩，而城市化进程中地区产生的一系列扩展与退缩的相关问题是需要正视、解决的。 　　关键词：城市化，台州，扩展与退缩
　　城市化是当前世界各国处于工业时代所需要面临的共同课题，城市化过程也是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战略过程。在世界各地联系愈发密切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建设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了城市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4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0.6%，1978年增长到17.92%，近三十年只提高7.3%，发展速度很慢。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加快， 城市化率由1978 年的17.92%增长到2000的36.09%， 22年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十五’期间， 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 由2000年的36.09%增长到2004年的41.8%， 2005 年达到43%， 年均增长1.4%。”[1]由这些数据可以观察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进程的开端较晚，但其城市化速度却较为迅速，特别是自改革开放始，这三十年来的城市化速度尤为突出。
　　从全局的视野看来，在农村、集镇及其人口向城市及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农村、集镇的运行模式与其人口的人际交往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作为社会的细胞的家庭，这一组织的存在状态及其运行模式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随着人们越来越接受现代工业社会商品经济背景下的生活方式，邻里的关系、村落内部、城镇之间等各层次的人际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城市经济发展得非常快， 能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从整体上看农村的人均收入还是远远赶不上城市人口的收入，社会对待不同户籍身份所采取的不同措施，在事实上已认为制定了又一种不平等。它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区分开来，将外来的流动人口置于边缘人的身份位置上，然后不假思索地对其实施不平等的待遇，这将造成不同身份的人口的收入差距，进而造成他们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及归属感的差异，这些因素都是威胁我国城市化进程稳健推进的不安定因素。
　　如上所述，在城市化进程中，地区在发展的同时必须要面对扩展的关系与退缩的关系，本文将以浙江台州为例，略谈“扩展与退缩”。浙江台州处于具备高度经济活力的长三角区域，由于其与温州相邻，其发展模式与温州有着众多共同点，然而又因其地理人文的独特，使得台州在其城市化过程中有着明显区别与温州的特点。首先，在地理上台州的平原面积不如温州，这导致了台州从事农耕的人员数量一直低于温州，而这也使得台州的由农入商的人员数量不及温州，取而代之的是许多的渔民。其次，由于从事职业的区分，两地的文化也因此存在着差异，渔民崇拜妈祖，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比农民面对的更为艰难险恶的自然环境讨生活，其信仰也更为虔诚和坚定。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台州传统文化的力量与根系的强大，这与温州的商人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尽管人们也常常将“温州模式”用“温台模式”作为另一种称谓，在地区发展上，台州只是作为一个追随者的形象出现，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地区文化变化的复杂性与显著性，却应是台州更为突出。
　　目前仍被应用的发展模式最初是由商人文化传统浓厚的温州人创造，其对温州文化的深层次冲击不会太大，而对于台州则不然，除了有自觉调适的成分，还有直面现实做出的理智选择，这一选择深刻地冲击了地区内原有的运行模式。在天台山文化的主导影响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台州文化行至现代，已需要在承受外来文化的入侵的前提下进行调适、发展。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了冲突后，如齐美尔所说的，本地区的原有文化“为了一致对外的需要，促进了群体内部的结合，使原有的内部矛盾得到解决。”[5]
　　但是，时代大趋将人们激发起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渴求又引发了群体的整体思索，在抵制外来文化同化的同时，富于草根精神的台州文化，台州的“草根文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处理主客体关系时，表现为‘自主性’、‘独立性’;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鲜明的以生存为旨归的功利倾向;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刚”性与‘灵’气。”[6]了解这一点，对观察台州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区变化发展及其扩展与退缩的相关因素很有帮助。
　　台州三面环山，一面濒海。基于地理环境的恶劣而造成的与外交通不便、政治边缘化、文化名流缺乏等等都将该地区的文化指向了民俗文化——这一地区的文化主流。濒海多山的复杂地形使得地区内的各个共同体产生并持续发展了各自独具特点的民俗文化，该市辖制的三区四县和两个县级市之间风俗迥异，语言多样。而历史传承的佛道宗教文化强化了民俗的独立性与刚性，这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台州人的硬气”的主要根源。此外，决定民俗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口，在台州有表现出了其特有的力量。台州人口的多元多流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历史上，台州的人口几经变动，最终定居台州的人口“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来自中原，有的来自福建、广东。” [6]受过中国主流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原人口所携带的文化自不必说，而来自福建、广东的人口由于其生活的环境的特殊性，渔民文化强盛，中原的精英与之有着显著隔阂，难以从本质上改变其特质。因而，台州的文化有着其固有的民风悍戾、讲求实惠、自主自立等草根文化的特质。
　　由上文看来，可以发现原来的台州属于典型的封闭社区，其共同体生活的主要形式“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5]，以亲属、邻里、友谊等为依托，按照滕尼斯的归纳，其本质是有限的，聚结性程度高，呈密集型。台州的各个村落之间由于语言、风俗等的不同，使其人口以某些中心地带聚居，而在这些人口中，同质性很高。通常来说，一个村落之间的村民是彼此知根知底的，特别是以家庭最为明显。从前的中国社会，由于家族制的牢固和广泛存在，家庭的空间扩展到较大范围，农业生活的生活方式也使村落内的居民交往频繁，对彼此知根知底。这种情形下，家庭的空间不仅能扩展到一个相当大的范围，还能受到多种家庭空间相互交织的支持，其稳固性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然而，以上的“机械团结”在现代工业社会大势的影响下已经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共同体内部的同质性也遭到了重大削弱，“随着分工的发展，共同的集体意识逐渐削弱了，个人的差异也出现并阔大了”。[2]仍以家庭为例，我们能感受到的是，“家庭”这一概念本身已经越来越显现出脱离与土地的趋势，变得更加抽象复杂。人们安土重迁的旧有观念早已受到当下的生产方式以及新兴的网络生活的深刻影响，家庭的流动变得频繁而自然，如此，家庭与土地之间曾经的那种必然关联开始变得不确定，家庭对人们的控制与影响已经大不如前。将此视野扩大到共同体亦是如此，由于人口的轻易而频繁的流动使得其内部原有的运行模式显现出滞后性与不适应性，于是，原有的人际关系的退缩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从家庭的转变和退缩，我们看到了共同体的退缩的背影。
　　从人际关系来看，在现代企业制度广泛引进的前提下，经济生活形式的改变也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工具性的科层制发展把社区支持关系引向契约化和更狭窄的交易关系”[4]。人们的交往面变得狭窄，直接交往活动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减少，而加强了直接与社会进行联系的频率。契约就是最常介入了社会意志的载体，各种各样的契约充满了个人的生活，它的扩展巩固和强化了社会涉足个人日常生活的形象。
　　在台州，现代的生产方式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这种围绕某一产业，根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基于地缘关系、产业技术链、同业交往等因素，在竞争和合作中共同获得竞争优势的企业群体通过经济活动将更多的个人联系在了一起，但其交往面却非常狭窄，通常只限于生产与交易等商业活动，契约关系成了联系众多个人的主导关系。其发展和经营上的统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人的价值与个性，个人活动的全面表现在失去着自身的地位，这是传统社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退缩导致的必然结果。
　　不过，即使是产业集群这样的现代经济现象中仍然带有着区域性、关联性、信任性等与传统社区的经济形式共通之处。从中国各地区的总体城市化情况来看，中国存在超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虚高，经济和社会发展跟不上城市化水平，这些问题若处理得不够妥当，将可能出现更大的问题。如因此导致的就业形式严峻、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都是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区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和规划。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地区更适于建立卫星城、走城镇化道路。
　　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镇及其人口向城市及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伴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所造成的社区发展的一系列扩展与退缩的变化，都是需要冷静面对的。人们在城市化、工业化之风迎面而来的时候难免会怀念起家庭曾经的模样：那是一种成瘾的习惯和难以割舍的亲密关系，那是“具有依赖性的个人习惯从他人的行动或者需要中找到自己的认同”[3]，它不会被轻易遗忘，也不应被遗忘。在传统共同体城市化的进程中，退缩的关系与扩展的关系应该妥当处理和平衡发展，这才能保证社区的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
　　参考文献：
　　[1]曾凡慧.城市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4).
　　[2]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3]李银河.西方性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4]黎熙元.现代社区概论：第2版[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5]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6]高飞，倪侃.“草根文化”与台州社会经济发展[J].浙江社会科学，2005，(3).

来源：《学理论·中》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