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学术独立，哪来的学术自由？”
　　——对周叶中与胡兴荣抄袭事件的比较解读
　　
　　
　　中国学术界抄袭与剽窃的丑闻，近年来爆发的频率之高，恐怕已经令热心的公众产生审美疲劳。而2005年11月下旬冒出的周叶中剽窃王天成事件，能够激起如此汹涌的风浪，并成为年末舆论口的风暴眼，多半与周的身份，以及剽窃的意图息息相关。周现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校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同时又是法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最显贵的一点，是在2002年12月26日，周与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崇德教授一起，以“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题，为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们做过辅导报告——依照流俗的说法，这便是所谓的“帝王师”。享有如此殊荣的先生居然被指控为剽窃他人的论文，受损害的则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有权力的合法性品质。
　　此外，周叶中（包括其学生戴激涛）的剽窃意图亦容易为人诟病。据周事后相当模糊的说明，引用王天成《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而没有给出注释，主要是因为王的政治身份，“王天成似乎也是因为自由化原因而坐过牢的人，所以，根据有关部门的出版纪律，这些人的名字是不能见于公开出版物和媒体的”。无论这一说法在法理上是否成立，从常识的眼光看，周很难摆脱伺强凌弱的嫌疑：帝王师剽窃前政治犯，这样黑白分明的把戏有什么看头呢？而一旦事实之争转化为道义之争，大多数人总习惯于站在弱势者一方，强势的周自然要遭受千夫所指。如此，周的有恃无恐——对此事件，他曾回复八个字：“不予置评，清者自清”——只会更让人反感。
　　关于这一剽窃事件的争论，在贺卫方等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下，一直持续至今，余波不散。而就在这两个月里，又有一起抄袭事件经网络爆出，亦吸引了不少眼球、口水与脑细胞，并为2006年1月5日的《南方周末》所报道。去年12月14日，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志安在“中华传媒网”发布帖子，声称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兴荣抄袭了他的论文《传媒职业经理人初探》。15日晚上，胡兴荣在“中华传媒网”发帖向张志安道歉，但张志安认为胡的态度不够郑重和诚恳，未予谅解。在此之前，胡所在的长江新闻学院的院长已被惊动，这名叫陈婉莹的女士处理此事的手法之果断，有人感叹为“这简直是宇宙速度”。17日下午，经过各方的协商与沟通，抄袭者胡兴荣向院方提交辞呈。当晚，陈婉莹在汕头大学BBS上发帖宣布：“胡兴荣教授今天向学院提出辞职，我已经接受了他的辞呈，即日生效……”——“此时，距张志安发出揭发帖子，不到80小时。”
　　对照这两大学术腐败事件，我们不禁会生出沧海桑田般的感慨：同是剽窃，为什么一个是百般狡辩，一拖再拖，直到将死水搅成混水；而另一个却如此干净利落，大度自觉？举证个人的品行来回答这一疑问恐怕没有什么说服力，我所要发掘的原由，也是《南方周末》报道的侧重点，是两起事件背后挺立的学术机制与观念。
　　关于观念，我只想引用在长江新闻学院讲授国际新闻、影视传播等课程的彼得·赫尔福德先生的一句话：“抄袭就像怀孕，只有怀孕或没怀孕，没有怀孕一点或者怀孕百分之几。”这里的尖锐，令某些善于诡辩的抄袭者不敢正视。
　　我们着重要谈的是机制。胡兴荣所任教的汕头大学，“是我国少有的实行校长负责制、设有校董事会的高校。相应地，汕大各学院也实行院长负责制。”据称，陈婉莹受聘担任长江新闻学院院长的时候，学院的门口挂着三块招牌：新闻学系、校党委宣传部、电教中心。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后两块招牌送还学校。让政治远离学术，实现真正的学院自治，估计应该是陈女士的心愿。
　　这令我想起1953年的广东，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南下，请德高望重的老师到北京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便开出条件：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参加政治学习。并请中央领导人在此要约上签字佐证。随后还写出宛如狮子吼的《对科学院的答复》：“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这正呼应着胡适的一声雷音：“没有学术独立，哪来的学术自由？”
　　他们做此言论的时间，都是20世纪50年代，只是一个在故国华夏，一个在异乡美国。相距千里，处境也是天上地下，但所追寻的事理却近若咫尺，甚至就是一体。
　　对比胡兴荣，再看看周叶中。自王天成发出公开信之日起，到现在已然将近两月。漫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否听到周所在的武汉大学等相关机构的半点声音？不论是处罚，还是澄清。可它们和重压之下的某些媒体一样噤若寒蝉。
　　走笔至此，又看到一则消息：对近来热炒的“黄禹锡造假事件”，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于1月10日公布最终的调查结果：“黄禹锡及其研究小组除成功培育出全球首条克隆狗外，其余科研成果均系造假”。1月11日，首尔大学校长郑云灿先生公开致歉：“我以首尔大学校长的身份向公众表示真诚的道歉。”
　　遗憾的是，在学术依附于政治，学校服从于党委领导的中国，我们只能听到这种傲慢而冷酷的回声：“制度给了我这种权力。”
　　没有学术独立，哪来的学术自由，又拿什么来遏制雨后春笋般生长的学术腐败？
　　陈婉莹的做法无疑是一个值得推广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