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量文明的生死结

范泓

（一）

《老照片》编辑部收有数张清朝以降斩首场面的老照片。说起来，还得感谢洋人发明了照相术，后有好事者传入中国，这血淋淋的真实场面才会在刀起刀落之间眨眼定格。从照片上看，里外三层的围观者，表情或麻木、或惊愕，却也仿佛听得见那血溅耳膜的声响，这刽子手的刀也真是够快的了！斩人首级的围观场面，对今天的人来说，大概早已陌生了。但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却形诸笔墨，跃然纸上，让人过目难忘。斩首即死刑，与更早的中国对罪人施以“车裂”、“活剥人皮”、“凌迟”之刑相比，也许温和了一点，或者说“人道”得多。中国古代酷刑的修理面极大，其惨忍程度，也算是费尽心机，且名目繁多，花样百出。“车裂”即“五马分尸”，二千多年前“秦人不怜”的商鞅乃遭此极刑；而“凌迟”更是惨无人道，“以短刀脔割人之肌肤”，处处体现了一个“慢”字，差不多把肉割尽，把人折磨透了，才剖腹断首，所谓“千刀万剐”莫过于此。至于说到斩刑，这是官方最常见的一种处决方式，相对“车裂”、“凌迟”而言，快刀见锋见利之处，完全取决于刽子手的技能如何。此时的死囚，恐别无它求，最后一点心思，大概就是“仰仗”其刀落时的果断与洗练了。《聊斋》中有个无恶不作的江洋大盗，被斩时不愿死得拖泥带水，他大拍刽子手的马屁，称其“一流快刀是也”，果然一刀下去，干净利索，头滚出几步远，在地上打转，居然还能喊出“好快刀”三个字，这痛苦自然就少得多了。

（二）

斩首允许众人围观，其动机一目了然，无非是想起到彰显正义、震慑人心、警示后人的作用。一生大闹台湾的李敖曾戏言之：“身体刑在执行方面，倒多少有今古之分，现代派是偷偷摸摸，古典派却光天化日，光天化日到公然立法为之的程度。”眼前这几张斩人首级的老照片，竟成了这“光天化日”之下惊世醒人的一份历史档案。只是照片上的围观者神情大都木然，让人多少有点怀疑死刑于社会功效的那点作用。“看杀人”与“被砍头”从来就是两回事，当那刀并未真的落到自己的头上时，其心理多少还是有一点“欢欣鼓舞”的。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曾写到“看杀人”时，“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然后“簇成一个半圆”……老栓向那边看，实际上鲁迅先生也在向那边看，但先生却看到了众人对生命的一种麻木和无聊——本是一件令人惊恐不安的事情，却兴奋得不得了，甚至趋之若鹜，“从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这种罕有的好奇心，以及心甘情愿地去承受死刑之后的那份快感，难怪蘸着人血的馒头可以当“药”来卖了。以一种莫名的心态去观赏对同类的惩罚，不独是中国人的爱好。司汤达笔下的于连被判死刑的那天，客栈里竟住满了人，连女人们也不甘寂寞，这种人性的复杂一言难尽，其中的几分快意亦未可知也。

（三）

在中国，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不过，死刑在其本质上，却是一种“报应刑论”的具体落实，在传统社会中，尤其深入人心。“报应刑论”的最大或缺就在于，完全视犯罪事实为个人行为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其背后诸多的社会因素，包括不公社会的结构性压迫，以及大众传媒或个人成长背景所带来的种种心理误导等等。死刑暗藏“复仇”的因果，这大概是早已不争的事实。《水浒传》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在第四十一回中，李逵割黄文炳的那一段，李逵说，今日你想快死，老爷非要你慢死！说完，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当面在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用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就是这要命的复仇行为，进而获得心理上的某种快慰，就这样，一刀一刀地将人性的弱点暴露毕至。各个时代的酷刑，都是以摧残和折磨生命为目的，其中的快意恩仇，实际上也是一部血淋淋的文明史。酷刑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君权之大，无所不在，生杀予夺，任其施为。所谓“法”，不过就是封建君王的一句话。君言一出，法理相随，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落地。所以，李敖就说过：“我们看不到殷商的法律，却看到殷商的刑罚……从原始的意义来说，刑不是法律的名目，而是无法无天的名目”（《“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乱世用重典，这是历朝法律的普遍原则。对一个国家来说，杀一儆百，重建社会公道，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以传统的观念看，这也无可厚非。可殊不知，死刑恰恰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仅是刑律，同时还有着“以暴以暴”的另一面。而且，不管死刑的方式如何在变，万变不离其宗，总是逃脱不了“怨怨相报”这个历史循环。说到底，这反映出人类一种善良的无奈，在对付“恶”时，似乎还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不如从肉体上灭之，对自己也算有了一个交待。死刑让人类的想象力在一个特定时期发挥到了极致。从最初对部落之间的战俘以石砸处死，到后来的绞刑、腰斩、车裂、凌迟、剥皮、活埋、火焚、斩首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行刑方式，其中最不能让人接受的，就是人类以此来惩罚和折磨自己的同类，其残忍程度，有时让人类自己也打一个寒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