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让汇率成为企业配置资产的真实信号。第二，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吴晓灵表示，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必由之路，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稳定宏观经济，合理引导预期；二是要真正树立规则意识，严格执法；三是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我们应尽快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克服金融数据分割的现状，加强市场分析和风险预判，加强监管协调，发挥综合处置风险的制度优势，尽力减少内外冲击引起的资金无序流动的危害。”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建议，应在现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从完善市场监管、培育市场参与者与其定价能力、引导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的理念、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外汇市场建设。（《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丁志杰则认为，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种压力测试，为我国境内外汇市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陆磊认为，学习和引进现代宏观金融调控方式相对较为容易，但真正改革金融运行内在机理，金融机构现代化是无法绕过的环节，也是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是否有力有效的决定性因素。



“金融机构改革的必要条件是开放，开放就成为推动甚至倒逼改革的先决条件。开放促使了中国金融体系自身变革，走向与世界的融合。”陆磊表示，且金融机构改革创新是全部金融改革的核心要义。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核心作用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体现：一是宏观渠道，货币、信贷和外汇政策对增长、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端；二是微观渠道，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和效果，主要体现在供给侧。金融改革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其必须在需求和供给两条线同时发力，往往错综交织。”陆磊表示，当前金融改革从表面上看是防控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质性问题是金融资源配置主体及其渠道，核心问题就是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毕竟，金融配置效率很大程度决定了实体经济投入产出效率。”



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陈四清表示，面对新时代下的改革开放新机遇，以大型银行为代表的我国银行业应清醒认识到自身与国际领先同业在精细化管理、综合化服务、产品创新、全球布局和风险防控等方面存在的差距，持续推进改革发展和经营转型，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做好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第一，要紧跟国家战略发展，提高服务开放型经济的水平。第二，应把握全球化新格局，优化海外业务布局。第三，要顺应金融市场改革趋势，切实增强国际竞争力。第四，应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防范化解国际金融风险。第五，要强化国际规则的主导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陈四清表示，在双向开放进程中，银行业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完善以优势业务为引导、以综合化金融服务为支撑的经营模式，借助资本市场撬动更大的业务空间，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借鉴国际领先同业综合化服务经验，加强商业银行与多元化平台的联动，切实提高全球性综合化金融服务能力。（《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可以看出，会议提出的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既是通过金融制度深层次的改革，从而促进和盘活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的作用。包括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是在优化可以培育市场活力的政策环境。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表示，通过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保障企业家、员工与消费者的人身与财产权利，进而提高投资积极性、生产积极性和个人消费安全，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措施有助于降低各类市场主体营商成本。



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继续强调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去年的“取向不变”升级为“加力提效”，强调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ZF专项债券规模。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与政策主管周景彤表示，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加大政策力度，二是要提高政策的效果。这也是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增长中的突出作用。从必要性和空间上看，2019年提高财政赤字率是大概率事件。对于货币政策的描述，相比于去年少了“中性”二字，或意味着2019年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稳中有松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强化逆周期调节”的题中之意之一，要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梁斯认为，“量”“价”已同步作为央行重点观测指标，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减、企业融资问题亟待解决的背景下，后续货币政策仍将致力于维护流动性合理充裕确保实体经济融资稳定，这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要维护信贷供给总量，解决“融资难”。二是要降低融资成本，解决“融资贵”。但货币政策本质是总量政策，需要配合更多的结构性工具，例如近期创立的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央行提供低成本MLF鼓励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通过“奖励”的方式提升银行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意愿，这仍是为解决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再次，促进直接融资，形成金融合力，支持实体经济资本有效形成和资源配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强化监管和服务能力。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



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与直接融资，对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至关重要。会议要求，要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而服务新动能，不确定性和风险都有很大提升，因此传统银行业以间接信贷资金支持的融资模式需要更多转化为直接融资。因此我们也看到针对创投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以及科创板的再度起航。



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安青松表示，科创板设立和注册制试点是我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创新，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用增量改革破解“路径依赖”难题；坚持市场化取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法治化方向，建立中国特色的规则体系和责任体系；坚持国际化水准，以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核心竞争力。



“设立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需要借鉴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构建一套反映现代金融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则体系和责任体系。注册制改革的核心是理顺ZF与市场的关系。”安青松表示，注册制改革的关键是要落实好发行人的基础信用责任、中介机构机构的专业信誉责任、注册审核机关的忠实信任责任，强化自律管理、行政监管和司法惩戒三位一体的责任约束机制。（《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科创板制度设计应当借鉴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对标美国纽交所、纳斯达克、香港等成熟境外资本市场的通行做法，高起点、高标准实施注册制试点。”安青松表示“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可以减少对存量首次公开募股（IPO）和市场的影响，可以采取更加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制度设计，支持不同类型的科创企业IPO上市需求，形成对中小投资者的预期管理。并通过建立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买方市场，引入分析师路演、管理层路演、投资者配售等机制，不断强化和完善市场参与方的定价能力，全面推行市场化定价机制。”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祁斌表示，中投公司下属的汇金公司是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成立以来，在推动国有资本战略性重组、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探索市场化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模式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与此同时，公司在服务国家战略和稳定国内金融市场上也起到积极作用。中投公司将继续积极完善直属金融机构的治理，支持境内机构业务国际化发展，借鉴经验或引入境外合作伙伴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进对外投资与下属机构之间业务的协同效应，有效发挥金融市场“调节器”功能，做资本市场开放过程中的“推进器”和金融稳定的“压舱石”。（《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19年七项重点工作任务，还包括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等。



这些任务的落实和完成，都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和发力。这既是金融业的机遇，也存在着诸多挑战，需要各类机构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资金属性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到这些领域之中去。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表示，当前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交汇期，面临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挑战。基金业肩负着服务实体经济、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居民财富管理水平的重任。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遵循信义义务根本要求，实现基金业发展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



“只有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动能和广阔市场。”洪磊表示，应当创造一切有利于创新资本形成的制度条件，形成有利于创新资本形成的市场环境。要发展长期投资生态链条，通过战略驱动、创新驱动、科技驱动、利益驱动等有效措施，引导投资者长期投资。



洪磊表示，基金业协会将引导和鼓励私募基金充分发挥潜能，密切配合国家有关部门政策和监管要求，做好创业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和标准认定工作，推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对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纾解股权质押问题的私募基金，提供备案“绿色通道”，进一步提高登记备案效率。应支持符合条件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机构直接申请公募业务，推动相关制度落地，催生基金业自主发展新动力。要引导养老金、理财资金等有长期配置需要的资金开展大类资产配置业务，形成从长期资金到公私募基金再到基础资产三层有机架构。（《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表示，银行业应当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支持实体经济转型的主要路径有：一是丰富银行机构体系，大力发展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型银行机构，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二是银行机构应顺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战略定位和经营模式，更好地配置金融资源；三是监管机构需要提升监管体系的本土化水平，在银行业稳定发展与支持实体经济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促进银行机构稳步开展金融工具创新，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原保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周延礼表示，保险行业要以始终服从服务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重点，提供人民满意保险服务和产品，让保险消费者享有高度的获得感。（《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晓炼表示，发挥市场作用是政策性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发挥特定专门作用是政策性金融履职尽责的重要使命，与商业性金融优势互补是政策性金融引领作用的重要体现。进出口银行积极推动金融机构间业务合作。加强与银行、基金、租赁、保险、信托等机构合作，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支持合力。



“进出口银行将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把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紧扣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科学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胡晓炼表示，支持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造血项目，把提升合作国长期发展潜力的基础设施项目和能够短期见效的生产型项目统筹起来。同时，全力推动效率变革。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升发展效率，挖掘增长潜能等。（《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原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琦表示，丝路基金通过开展投融资合作支持了“一带一路”建设。同时，金融开放的需求也为丝路基金的业务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方面，要拓展国际合作，以互利共赢为核心，为‘一带一路’建设凝聚更多共识。另一方面，要发挥比较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层次的投融资服务。”金琦表示，丝路基金希望通过持续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好地支持产业链和优势产业的跨境联通，激发开放型经济增长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