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坛的微妙变化目前来看对中美贸易大局走势没有太大的影响。

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对《财经》记者说，今后美国的政治局势会比较动荡。但中美关系很难再回到合作关系。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对中国发起了挑战，即便美国的领导者变成民主党人——他们传统上与中国更具对抗性，所以现在看起来，中美关系不会像之前那样，不会回归到过去的合作关系。

包道格也说，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看起来会更加持久，不太容易解决。

近两年来，美国不仅在经贸领域与中国摩擦，而且在科技、教育、人才交流等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加大了限制。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的观点是，特朗普希望用“举国体制”来对付被其视为经济竞争对手的中国。12月9日，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再度撰文强调“为什么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安全”，并称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优势面临类似中国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挑战时正在“消失”。

美国夸大了中国在关键科技领域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但是具体到5G通信领域，华为确实已经是全球5G的领跑者。华为不仅是5G标准的核心主导者，和3G、4G相比，也是5G技术和商业落地创新第一阵营的厂商，按照胡厚崑最近公布的数据，华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25个商业5G合同，并已出货1万多个5G基站。

因此，华为加拿大事件很有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黑天鹅事件”。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在美国从事经济活动的中国企业都有可能成为“法律调查的目标，因此自觉地合规审查极其重要”，接受采访的专家和学者均表达了上述担忧。

没有回头路可走▲▲▲

和世界对抗是愚蠢的办法，融入世界是唯一的道路

华为能否顺利闯过这一关口，目前仍是未定之事。此时，这家公司也站在一个历史高点。

华为12月19日提供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这家公司今年总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2017年这个数字是920亿美元。2017年，全球只有9个国家拥有千亿美元公司，分布在欧美和东亚，包括美中日德英法韩等，主要分布在汽车、金融、能源等领域，科技类公司很少，较为著名的是韩国的三星和台湾的鸿海科技。

“这将是华为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胡厚崑说。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分析人士担心，结合这两大因素，华为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关键时刻。他们认为，华为此时已经是全球5G创新的第一梯队成员，而电信设备市场是一个全球化程度极高的市场，华为的竞争对手们同样在全球布局，美国和一些国家拒绝华为5G设备，可能会给华为的后续发展带来沉重打击。

胡厚崑回应称，他对此并不悲观。“这好比是一场竞赛，场上有几名选手，作为领跑者，华为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针对美日英法德澳新等国在5G上拒绝华为设备的情况，12月19日，华为向包括《财经》在内的媒体通报了最新进展。

华为称，目前，华为在德国的业务一切正常；在法国，华为正积极参与法国各运营商的5G建设；在日本，华为正在积极参与运营商的5G投标和实验网测试；新西兰政府虽对运营商提交的5G方案有不同意见，但监管流程尚未走完，客户均表示将与政府继续斡旋，与华为合作保持不变。

胡厚崑认为，一些国家对5G技术的安全问题提出质疑是合理的，但这并非没有解决方案，华为也不是就此陷入僵局——可以通过与运营商和政府的合作加以澄清或缓解。

针对美国为主的一些国家提出已久的安全疑虑问题，胡厚崑回应称，积极主动地与当地政府、社区及客户沟通合作是华为一直在做的事情，不过，“华为愿意比业内同行付出更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情”。

胡厚崑说，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网络越来越开放，华为将继续增加对“网络安全”的投资。例如，华为计划于2019年一季度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安全中心，作为扩大与世界各地其他政府（如加拿大和英国）合作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此外，华为将在未来五年内投资20亿美元，以改进其软件工程流程，为未来做更充分的准备。

当被问及其在美国的业务受限时，胡厚崑指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场之一，所以，“不能认为这对华为无关紧要”。

华为之所以被调查，重点不是案件本身，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戒备心理日渐放大才是根本。(资料图)

和预期1000亿美元年营收同步发布的华为官方数据还包括：华为目前拿到了25份5G商业合同，在几大电信设备商中排名第一；华为至今已经向全球发货超过1万个基站模组。

“国际化是永恒的主题。”一位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对华为来说是这样，对其他有国际化需求和能力的中国公司来说也一样。”

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共有2.4万家中资企业在境外设立3.7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016年，中国企业向境外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缴纳各种税金总额近300亿美元。

中国企业国际化，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一种是海外设厂，实现生产本地化，如海尔模式；第二种是自有产品直接出口，如华为和中兴模式；第三种是跨国并购，如联想模式；第四种是产品贴牌出口，以温州企业为多。企业国际化战略有时会采取多种战略，即组合战略来进军海外。

前三种方式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方向，也代表了中国公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不过，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多数致力于全球化的中国公司尚未走到华为的这一步。对于它们来说，最基础的工作，是重新审视其合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王志乐是国内较早研究企业合规建设的学者。他告诉《财经》记者，在本世纪初，全球跨国公司的重点是企业责任和社会回报，直到2008年西门子因商业贿赂被美国和德国重罚（罚金合计16亿美元），企业合规才逐渐成为许多跨国公司案头重点，而中国公司海外扩张大多起步于2010年左右，对合规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今年5月，中国贸促会牵头成立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首批入会成员包括中石油、中海油、中国中铁、浙江吉利、中联重科、中兴通讯、中国人保等35家大型公司。

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在合规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表示，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过渡，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世界贸易的规则和惯例，要把规则和惯例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前提。

“规则和惯例本身就是企业的生产力。”姜增伟说。

孙宏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同时也是该公司首席合规官。他说，该公司从2014年开始聘请国内顶级合规专家来帮助建设现代化企业合规制度，如今受益匪浅。

最近两年，吉利陆续完成了6起大型收购，其中就包括对美国Terrafugia飞行汽车公司的收购。因为事关前沿技术，收购受到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严格审核。CFIUS近年来以涉嫌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否定了多项中国企业所发起的对美跨国收购。

“CFIUS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有没有首席合规官，我说我就是，他们才继续往下问。”孙宏回忆。

王志乐的观点是，每个国家都有些自己的规则，如果违反这些非国际通行规则，企业需要评估其风险，风险不可控的话一定要避免激进策略。

一位BAT公司的高层人士表示，中国公司此前靠低价劳动力和吃苦耐劳精神这一套赢得国际竞争力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未来更多是科技实力、性价比和服务体系的综合比拼。

这既需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具备更高的技术实力，又需要更开放的战略视野。

以芯片行业为例，中兴事件以后，“芯片自主可控”呼声极高。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芯片从业人士、政府、学界和投资界的专家认为，需要理性看待自主可控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芯片是一个全球高度协作的产业链，没有一个国家或公司能够完全把控这个产业链。

中国目前确实在追求芯片独立自主，但核心原则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全盘取代外国公司，应是集中财力在几个关键点突破，掌握几门核心技术，与其他国家和公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

一位海外业务已经拓展至印度和欧洲的中国大型公司CEO对《财经》记者说，自主可控很必要，但不能陷入追求“极端自主可控”的误区，更不可与国际化脱钩。“追求极端的自主可控会使技术再次落后，不与世界同步，大大降低效率和竞争力，也会消耗有限的财力资源。”

多位中国公司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不会停止国际化的脚步，但会更加审慎。

“道阻且长，行且将至。”胡厚崑说，“我们将继续前行，并到达目的地，因为我们已经踏上了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