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个人理解成了两个问题，欢迎探讨哈。

首先，说实话Made in China这个话题跟以前的意识形态斗争有关系，一直以来西方的黄祸论盛行，ZF和国外部分媒体通过政治输出传播了这些理念，在普通民众那里的确很盛行。想想你是个普通车间里的工人，突然之间被失业，然后ZF和部分媒体大肆宣扬这是中国产品惹得锅，一次两次你可能不是很相信，但是听多了看多了就真的信了，这也是跟国外朋友们交流时候发现的……这个事情当年80年代的日本也遇到过。所以写字楼里的老板是谁的缺无关紧要，但是这个老板让你直接失业就跟你有关了，更何况是个被身边环境“妖魔化”了的国外老板。美国失业率高是美国ZF一直很头疼的问题，川普另辟蹊径想到了把低端产业重新“引回”美国的做法很受低层人民的欢迎，而且想想似乎还是一条简单明了的解决方式，所以把矛头对准低端产品主要输入国——中国——是很自然的想法。

另外，汽车产业尤其是日系、德系在美国的崛起主要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主要是因为能耗的问题（其他还有人工成本、工会等导致的美国车成本上升，性价比下降）。当时其实也有美国企业反对游行的，可消费者不买账还是没办法……个人不是很懂车，但是看着身边人买车的时候不会把国产车放在第一选项就可以部分了解到貌似国产车的质量并不受国内消费者的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在没办法强求外国人买单吧。

6月， 据《欧洲汽车新闻》网站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针对欧洲向美出口汽车征收关税，引起美国国内的汽车经销商强烈反对，
马洛克·科恩所在的Priority 1汽车集团在巴尔的摩销售宝马、保时捷和奥迪车型，他向记者说到：“美国政府的决定将会产生悲剧性后果。”
美国特拉华州销售宝马、捷豹和沃尔沃的车商弗兰克·乌所莫索表示，关税成本将不得不由消费者来承担，由此将影响汽车销量。他还表示特朗普推文（中宣布的政策）“令人害怕”。

可见美国的经销商与欧洲等国家有着紧密的商业利益联系，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也与欧洲有着紧密的商业关系，
时代专栏作家大卫莱昂哈特9日写道，特朗普的贷款业务和德意志银行的俄罗斯洗钱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特朗普和德意志银行的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20年前，那时，特朗普投资酒店、赌场等一系列赔钱项目，华尔街的大银行都不再给特朗普提供贷款。无奈之下，特朗普选择了这家德国银行。据《华盛顿银行》报道，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他欠德意志银行的钱达到3.6亿美元，其中包括特朗普最爱的高尔夫球场两笔抵押贷款，共计1.25亿美元。

工行董事长姜建清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主要是在海外设一些分行，这种国际化的程度较低，很难融入到本土的市场。有些海外银行开的时间虽然很长，但与当地社区和企业联系非常少，主要做一些中国人在海外的业务，远远称不上本土的银行。

实际上，许多美国商人认为中国商人是在进攻，在倾销。于是他们把墙越筑越厚、越筑越高，中国人的困难就越来越大。
我们要解决在西方遇到的问题，首先要充分认识西方的价值观，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理解他们。

与西方的沟通问题很大因为中国美国价值观不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接受我们的观点，日韩也还好一点，欧美很难。如果我们和西方价值观不一样，怎么进得去西方？那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是在进攻。
美国的富人很早就开始把钱捐给慈善机构, 而不是给他们的子女，甚至很多美国商人裸捐，这就是价值观。。。。差异

好像是某个访问学者【博士】写道，我到洛杉矶拜访一位科学家。当时是4月份，在一个会场见面后，我们一起坐出租车离开。上车没多久，这位博士就对出租车司机说：“能把空调打开吗？”这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大概是因为我当时完全不觉得热，而且完全没有在4月份就开空调的习惯。自己来到美国居住后，空调也几乎是24小时开着的。
美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因而习惯了以舒适的方式来生活。
这有点像是父母一辈的人看我们的生活方式——许多时候，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是“浪费”的。而在我们的眼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又是“浪费”的。
我们该如何理解美国人的做法呢？
对于这个问题，行为经济学是有一些研究的。简单来说——当人们认为做法对的时候，它们就是对的，并没有一条线。

有本传记 ，讲述了一件真实案例， “【这位师兄在我的小组里工作没有太多的业绩，经过多方的打分和测评，他被列入了被裁人员的名单。师兄知道面临被裁的危机后，跑来恳求我，我的博士教授甚至也给我打来电话，暗示我尽量照顾师兄。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裁掉师兄。虽然我相信自己作出的是最正确的决策，但其实，这个决定也让我痛苦，师兄走的那天，我告诉他，将来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我都会尽量去帮他。 　被我裁掉的师兄十分气愤，他在后来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甚至在自己的名片上面印了一行红字——“被中国人 裁掉”。使得我感到很不舒服。。。。。  现在，这个中国人得了癌症。。。】”     
【　后来，我成为多媒体互动部门的总监以后，有一次开会，一位员工因为自己的妻子和朋友全被裁掉了，对公司的政策非常不满，就把怒气都发在我的身上。他当时说了一连串很难听的话，其语言的粗俗程度，即使在最鲁莽的美国人中也极为罕见。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气愤，因为他这种侮辱谩骂的做法十分恶劣，就在即将爆发的那一瞬间，我想到，“人难免会在亲人受到伤害时失去理智，难免会在灾难来临时失去风度。”接着我又想到，虽然他的表现异常粗鲁，但是，一定有不少员工也持有同样的想法，只是不敢表达罢了。最后我想到，作为这个部门的总监，我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不能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影响了正常工作的进展。

一段时间以后，这位员工举家搬到欧洲，他和妻子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

哥大的学费加生活费大约一年1万美元，这在1979年，对于一般的美国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学校一年给我2500美元的助学金，父亲给我2500美元，贷款2000美元，剩下的3000美元，都要靠自己打工来赚。

刚开始的时候，我去做家教，后来在学校的电脑中心打工。而拉斯在学校食堂找了份厨师助理的工作，那时候，他经常从食堂带剩下的面包和热狗回来，我们也经常能大吃一顿。

由于我们的经济状况相似，所以我们的时间表也差不多。下课之后我们都去打工，去学校附近的小店里吃最便宜的炸鸡。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没有钱了，就都留在学校里寻找打工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搬回来25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糕。我们计划做20个蛋糕，天天当饭吃，省出假期的饭钱。

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个棍子使劲搅。做好了，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吃到最后，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起“蛋糕”这个词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他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叫了6道菜来庆祝蛋糕发霉。

“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们才能听懂的暗语，就是指做同一样东西做得太烦了，直到让我们恶心。比如，“这个编程作业就像做蛋糕一样费劲”“看懂这个程序，比吃蛋糕用的时间还要长”等等。别人听得云里雾里，我们却能很有默契地击掌。

我和拉斯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我们一直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拉斯毕业多年之后，作出了非常美国化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家美国证券所IT工程师的丰厚薪水，到德国开了一家画廊，娶了比他小10多岁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