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2005年苏浙沪三地投入产出数据为基础分析了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得出两个主要结论：（1）长三角形成以上海-服务业、苏浙-制造业为特征的产业空间布局模式；（2）长三角区域间存在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由此本文认为基于产品差别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为地区内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错位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产业内贸易
    一、问题提出
    长三角是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也是区域间竞争较为激烈的地区。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背景下，苏浙沪三地纷纷提出各自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战略，以期在新一轮产业发展中获得更大收益，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通过供需紧密相连，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够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但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可以相互分离，甚至可以跨越国境形成离岸外包，因此制造业发达地区未必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地区。Sassen等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向世界性大城市集聚，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主导性产业，避免了因制造业转移而产生的所谓空心化。生产性服务具有集聚经济特征，并且更倾向于城市化经济，即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生产性服务业成本相应下降，城市规模越大，生产性服务业越发达。
    国外研究与我国地方政府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举措之间存在冲突。如果生产性服务业总是趋向于大城市，那么其余地区产业政策制定面临挑战：生产性服务业并非以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为导向集聚，而仍将向大城市集中。若按这一判断推论，在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显然应是向上海集聚，形成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中心；苏浙-制造业基地的空间格局，倘若如此，苏浙两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将受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限制，产业选择的弹性变小。在此背景下，即便制定生产性服务业鼓励政策但难见收效。
    由此形成本文所研究的问题：长三角乃至我国各地生产性服务业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为何？进一步，各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否能得到理论支持？本文试图通过投入产出表数据考察长三角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调入调出情况，论证苏浙沪制造业各自优势，分析本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存在与否，据此提出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布局的理论。如果产业内贸易现象活跃，则可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体系的复杂性，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产品差异性较强，而这种差异性则为地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探讨三地生产性服务业错位发展的可能性。
    二、相关文献
    向大城市集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空间发展模式。国外学者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大都集中于大都市地区，成为整个地区产业活动的核心代表，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且与聚集经济是密切相关的。Illeris通过区位商和就业比重等指标，研究了1991年北欧各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70%以上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在各国首都，首都和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大都市区位商大于1，非都市区区位商均小于1。Coffey等分别对英国和加拿大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大都市区。Beyers等研究了美国大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现1985年90%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在大都市区，占总就业的83%。Strambac研究了联邦德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分布情况，发现就业集中分布在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伦堡几个大都市区，而靠近东德和捷克边界的广大非都市区很少分布。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大城市或都市圈的格局是由其必须接近客户的性质所决定的。Kolko论证了大城市是服务业导向而小城市则是制造业导向。
    尽管向大都市集聚趋势明显，但非都市区也能吸引和容纳生产性服务业，只要具有有效的长距离联系，有着环境优势的一些非大都市区也能吸引和容纳生产性服务业。Illeris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中和使弹性生产容易的因素概括为以下几点：（1）人力资源储备，这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的主要因素；（2）后向联系机会；（3）前向联系机会。综合考虑前向和后向联系，生产性服务业向大城市集中使得与这些服务的生产和传送的交易成本最小化。
    沿城市等级空间扩散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演进的主要脉络，即生产性服务业总是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散。Daniels研究指出由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最大需求者是其他服务机构而不是制造业，在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核心城市外制造业和公司总部的出现就帮助维持了这些国家生产性服务部门的中性分散化。Bailly认为城市通过多级城市扩散生产性服务业，总部功能和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积聚或邻近于主要的城市核心附近，而将区域市场留给了较小城市（分支厂家和小公司），他区分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与一般性生产者服务业，并指出在区域间的不平衡产生于日益增加的生产性服务业在世界城市集中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一个更均衡的空间分布模式间的差异。Storper and Walkert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地域扩散遵循产业生命周期模型规律，尽管生产性服务业仍继续在原有区域内进行扩展，但很快会按照标准化的生产周期过程去寻求低成本的布局。因此，Scott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从城市中心区域向边缘区域扩散的现象源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弹性服务生产方式的出现，此时企业间水平一体化逐渐取代垂直一体化，网络技术的兴起使得经济发展呈现更加分散的趋势，企业可以在更为广阔的区域网络内分享经济成长的成果。
    从已有研究文献可得出两个主要观点：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高度集聚，特别是向大城市集聚，这些所谓大城市是通常意义上的世界性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等。之所以形成集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储备分布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二是产业生命周期的扩散模式是在相对封闭条件下提出的，这一扩散过程与制造业产业生命周期一致并受其影响，因此制造业发展滞后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仍较为困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制造业竞争较强的区域中，产业生命周期所描述的扩散过程显然难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在哪一特定区域获得成功。例如苏浙沪制造业竞争较强，按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苏浙两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均应承接上海转移，但是苏浙生产性服务业并非完全依赖上海，三地均有不同程度发展。因此按照时间推演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忽视了空间上同时存在多个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地的可能性，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三、长三角制造业与服务业空间分布
    本文利用2005年苏浙沪三地投入产出表延长表中数据分析长三角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使用主要数据包括产品调入和调出，其中调入指产品从区域外向本地流动，调出则是相反的过程。在分析时仍需做出两个相关假设：一是由于投入产出表数据仅表明区域产品调入与调出，而不能揭示产品最终流向，因而假定苏浙沪三地之间贸易关系更为紧密，所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大部分集中在长三角地区进行，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与消费集中在本区域内进行；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大部分集中在城市之中，苏浙沪生产性服务业实际上分布在上海和苏浙两省各城市中。
    本文以产品调出除以产品调入表示三地主要制造业部门竞争力，当数值大于1时为净调出，表明在该产业部门产品以向省外调出为主，因而该产业部门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当数值小于1时为净调入，表明在该产业部门产品从省外调入为主，因而该产业部门竞争力较弱。表1按此规则列出了三地制造业部门竞争力的相对强度。

    表1数据表明在所选择的15个制造业部门中，江苏有12个部门为净调出，3个制造业部门为净调入；而浙江则有9个部门为净调出，有6个部门为净调入；上海则有8个部门为净调出，7个部门为净调入。苏浙沪三地竞争力最强的产业分别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由数据不难看出江苏作为区域内制造业大省的地位非常突出，这也表明在空间分布中制造业在江苏集聚程度较高。

    表2列出了2005年三地服务业调出除以调入后的数据。表2中选择了12个服务业部门，其中江苏净调出部门为4个，8个部门为净调入；浙江3个部门为净调出，9个部门为净调入，而上海所有服务业行业均为净调出。其中江苏净调出部门竞争力最强的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上海则是金融保险业，而浙江则是住宿和餐饮业。表2表明上海事实上是区域服务业的中心，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向苏浙两地辐射。
    综合表1和表2数据，可以看到尽管江苏、浙江制造业竞争力较强但服务业辐射能力却远不如上海，因此在空间上形成了服务业中心与制造业基地相分离的格局，这也充分验证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空间分离且服务业向大城市集聚的判断。国外研究也表明，服务业没有跟随着这些制造业进入新产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仍然集中在大都市区，其中许多还是传统的工业腹地。相反，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弹性实际上由于这些因素而变得容易：生产性服务业活动趋向于集中在大都市区，为了接近合格的劳动力、研究中心和大学、互补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大的地方市场，尤其是对生产性服务业有较高需求的公司总部所在地。大都市区一般以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为特征：高度熟练的、花费较高的专业人员并置着低劳动技能的、相对廉价的（及兼职的）劳动力。Harrington研究了大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和区位，尤其是在CBD和郊区的区位。他指出，有些学者争论说生产性服务业的边缘化办公趋向于定位在郊区以确保较大量的和弹性劳动力的供应，这主要是由郊区的家庭妇女所构成。有些学者则认为，在特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边缘化办公可能会雇佣大量的男性和全日制工人，但两者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向大都市集聚。
    四、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内贸易
    制造业中心与服务业基地空间高度分离可称之为典型事实，那么苏浙两地有无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能性成为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表2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在服务业内存在较强的产业内贸易现象，由于每一服务业部门均存在调入和调出两种活动，因此产业内贸易现象普遍存在。为进一步考察产业内贸易，我们以苏浙沪三地从省外调入和向省外调出占总产出比重探讨主要的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情况，数据列于表3。其中包括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金融保险业、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事业、其他社会服务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在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中，江苏调出占比为3.7%，调入为24.3%；浙江分别为16.8%和24.9%；上海分别为41%和10.8%，这表明上海是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的“净出口”地区，而苏浙则是“净进口”地区。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中，江苏调出占比为13.3%，调入为1%；浙江分别为1.5%和1.3%；上海分别为11%和0.9%，这表明在这一行业中，江苏和上海较为发达，其中江苏调出比例较高意味着该行业能够向周边地区辐射。此外，由于苏浙沪三地总体上是“净出口”，因此也表明从更大区域范围来看，苏浙沪三地是信息软件业的高地，能够辐射更大范围。在金融保险业中，江苏调出占比为4%，调入为14.1%；浙江分别为0，7%和1%；上海分别为40%和1.2%，这表明上海是金融保险业的“净出口”地区，而苏浙则是“净进口”地区，相比浙江，江苏对省外金融保险业需求更大，由于空间上毗邻，大部分服务购买应当来自于上海。浙江由于民间金融业较为发达，因此自给程度较高。在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中，江苏调出占比为4.8%，调入为1.2%；浙江分别为10.4%和13.3%；上海分别为5%和1.3%，这表明上海和江苏是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的“净出口”地区，而浙江则是“净进口”地区。在科学研究事业中，江苏调出占比为23.8%，调入为43.8%；浙江本项统计为零；上海分别为3%和0.6%，相比上海，江苏科学研究事业更为活跃，但形成依靠外部输入的格局。在综合技术服务业中，江苏调出占比为21.1%，调入为2%；浙江本项统计为零；上海分别为4%和0，这表明上海和江苏是综合技术服务业中的“净出口”地区，其中江苏科技实力再次得到验证。
    从生产性服务业的调入与调出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上海以“外向型”生产性服务业辐射长三角地区，在本文研究的几乎全部生产性服务业部门都表现为“净出口”，最为突出的行业集中在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和金融保险业；（2）江苏在科学技术等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形成向长三角区域市场辐射的特征，最为突出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这表明江苏有较强的科技基础。（3）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内影响相对较小，在所考察的产业中表现为自给自足。
    总体上看，长三角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现象十分明显，而正是由于产业内贸易存在为各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可能。国外研究也表明，服务业贸易意义重大。如Beyers等研究了美国大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输出情况，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区域贸易对都市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Coffey等也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需求占其产出的很大部分，对外输出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活动部分之一，并强调生产性服务业在投资、创新、就业、技术进步等方面的作用改变了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
    在国际贸易领域产业内贸易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Kmgman假定消费者有多样化偏好、产品市场垄断竞争、生产收益递增，建立模型表明在封闭市场中，市场规模太小限制生产规模且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基于此提出了市场规模可能是产业内贸易的原因之一，而产品水平差异也是重要因素。Falvey和Kierzkowski建立两部门模型说明产品的垂直差异。假设一部门生产同质性产品而另一部门生产不同质量产品，随着产品质量差别不同资本运用亦有所不同，高质量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较高且两国消费者偏好相同，最终结果表明每个国家都有对不同质量产品的需求。
    产品水平和垂直差异也可用于解释长三角服务业贸易。通常认为产业内贸易形成是由产品差别化导致的，这种产品差别化包括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两种。在服务业领域水平差异可被认为所提供服务的种类差别，例如金融业中不同类型的贷款和理财产品，这使得同类产品有着多种不同品种，可能出现产业内贸易。而垂直差异提供服务产品的成本差异，同样是物流行业，使用现代仓储管理与传统仓储管理成本差异巨大，然而两者均可在市场中找到需求者。正是由于广泛存在的产品差异，致使长三角内各个城市均有可能根据地方制造业提供差异化服务产品，并通过区域间贸易使得企业可以在更大市场规模上获得多样性服务产品，这也成为区域服务业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础。
    五、简要结论
根据本文分析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一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可分，形成了上海-服务业中心、苏浙-制造基地的空间模式；二是由于服务业产品差异化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生产性服务业产品差异化程度较高，即便是同一产业内也可能因为多种原因致使两个企业所提供的产品难以完全替代。生产性服务业是相对庞大的体系，因而城市位序与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程度一致，即生产性服务业中有高端与低端之分，大城市总是集中了更为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而中小城市则集中了相对低端的生产性服务业。两个结论为生产性服务业错位竞争奠定基础。各地可根据自身特征确定发展何种生产性服务业以实现错位竞争，但倘若选择不当可能引起新一轮区域的恶性竞争，其后果是为生产性服务业而建设的基础设施相对过剩，导致资源浪费。
    总体上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上可以概括为上海以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江苏以科技相关服务业为主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特征。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确定，也间接影响了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上海事实上已经成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世界性城市，以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区域发展。
    尽管制造业仍然在发展中发挥作用，但生产性服务业对周围地区的辐射相对更强。由于江苏是传统制造业大省，为提高制造水平而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相对更为频繁，因此制造业或以制造业为基础而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江苏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

作者：南京财经大学南京都市圈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高春亮 南京财经大学南京都市圈研究中心教授 乔均 来源：《产业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