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从经济范畴来看，品牌的价值在于其收益性，即它可以为所有者带来的收益。由于其特有的独占性，所以在生产领域，品牌问题的实质还是知识产权以及与此相关的核心技术是否属于生产者自有的问题，因此，是否有必要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以及如何发展就成了至为重要的核心问题。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战略产业呢？我们只有首先对战略产业的范畴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才能使我们在今后的科技发展道路上具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从目前来看，把战略产业给予准确的界定是有困难的，因为当今世界的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今天看起来并不成熟适用的新技术，明天就有可能会成为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技术，从而被列入战略产业的范畴。比如二战期间的德国，后来的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当时还仅仅是一学生的布兹曼发现了后掠翼可以使飞机在高速飞行时推迟波阻的产生，这种对于后来的世界航空业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此没有比德国列入战略技术范围，因此布兹曼才得以在意大利举办的学术会议上一举成名，得到与会所有权威的认同。德国人认识到了这项研究的军事用途，军方将这项课题也列入了其秘密研究计划当中，从此，布兹曼在航空界的公开场合消失了。正因为如此，各国对于战略产业范围的界定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时根据科技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的。对于那些被列入战略产业的技术领域，各国无不采用最为严格的保障机制来确保本国的国家利益。像法国政府就把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密码技术、核能工业、国防工业、微电子工业、传输敏感数据的信息系统等列为国家战略产业。准入条件包括，严禁窃取工业机密，严禁非法剽窃和出售核心技术，严禁将生产基地移出法国境外，保证随时满足政府的采购需求。总的来说，战略产业应该具有这样的作用，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也就是说该产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一般意义上的利润，而是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关系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

　　正因为战略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因此，对于该产业的自主控制与发展就成为了各国唯一的选择。如何才能做到对于战略产业的自主控制与发展，从发达国家的做法来看，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摆脱对于外国的依赖，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即使是“友好国家”之间，对于涉及战略产业的核心技术也是秘而不宣的，因为对于国家安全问题，谁也不会含糊的。所以说，对于涉及战略产业的核心技术，一是你不能去买，因为根本买不到；二是你也不能卖，因为有可能会对你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国家，也不会去允许别国涉足本国的战略产业。

　　一、国外战略产业核心技术发展的道路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二战的战败国，美国为了实现自己全球利益的需要，开始是对日本进行各种限制，迫使他们按照美国的意志进行各种改革，使日本在社会制度上逐渐向西方世界靠拢。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以美苏对立为特征的冷战的开始，美国为了给自己找到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支点，对日本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限制转向了扶植。无论在在资金与技术方面，还是在默许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方面，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都对日本敞开了大门。然而，扶持并不等于就会发展，日本本国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政策那也是肯定不行的，当时的日本政府很好的利用了这个绝好的机会，大力加强本国的经济与科技建设。其主题政策就是：对外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国际环境；对内维持低工资，低消费，高产出的政策。执行一套行之有效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发展技术的办法。大力加强学校教育，倾举国之力实现技术的产业化，商品化，从而占领世界市场。可见，日本在一开始就把目标定位在了自主上面。结果使得日本在20多年里完成了欧美几十年才能完成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只用了几十亿美元的引进费用，买回来了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成果。

　　日本在半导体领域，在基础性、共性的技术方面，由政府出面组织各企业，集中技术力量，共同攻关，取得了骄人成就，为电子工业一度称雄世界打下了牢固基础。1970年代末，日本为打破美国在集成电路的一统天下，组织企业，联合攻关上集成电路制造工业（2-3微米级）。通产省出面组织四家公司（富士通，NEC等），每家出30名研究人员，都是20-30岁有才华的年轻人，共120人。然后通产省出一个所长，每公司出一名室主任，4个研究室。分解了30多个课题，包括设备、工艺的各个方面，计划3年拿下来，结果3年不到，这些课题全部解决。成功后，形成共享性基础技术，各企业回去用此开发自己的产品，形成竞争。谁的质量好，成本低，谁可占领市场。日本在战后科技发展过程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外情况，采取了许多鼓励科技发展的方法和措施，并由此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第一，充分利用原有的“能量”。二次大战结束前，日本的军事科研和技术都拥有一定的水平。战后通过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努力，使其迅速转向，把军事技术屯军事设备用于民用科技事业，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就。同时，战争结束以前，由矛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相当重视军事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全民科技意识、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注意加强“青少年的技术训练，在社会上普及科学技术的教育，使国民生活科化”。因此，战后日本得以充分利用原有的人才优势、民众坚韧不拔的传统精神、超前的科技意识、强烈的竞争欲望和较高的文化素质，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二，建立健全的、强有力的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战时的军事科技体制崩溃后，在占领当局的倡导和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开始着手建立新型的、民主的全国性的学术领导机构。1947年1月，召开了学术研究体制发起人会议。同年8月，组成了“学术体制改革委员会”，研究讨论建立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的问题。同年，美国学术代表团抵达日本，指导日本学术机构的改革。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49年1月，日本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由政府领导的学术领导机构—日本学术会议，负责领导国内科研工作的开展。该组织机构十分庞大，由以会长为首的210名议员组成，下设7个部和众多委员会。1956年6月，国家又设立“科学技术厅”，负责协助政府制订科学研究的方针政策，配合各省、各主管部门领导全国的科学工作。1959年，政府又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最高领导和咨询机关，由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其任务是制订国家科研总方针和长远科研规划目标，日常工作则由“科学技术厅”和‘学术委员会”掌管。这三个强有力的学术领导机构，对战后日本科技事业的发展，从组织、制订目标计划及保证顺利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广泛建立科研机构，网罗科技人才。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研究机构种类齐全、分布广泛、结构合理、人才密集。中央级的科研机构人员众多，实力雄厚，在科技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到1973年初，科学技术厅所属的研究机构有六义个，科研人员1656人，1972-1973年度科研预算经费达890亿日元。此外，各省、各大学、各私人经营单位都建立了众多的科研机构。例如，通产省下设工业技术院，包括十三个科研、实验所，研究领域涉及金属、力学、宇宙火箭、原子能量转换、化学、自动化控制等。大藏省下设财务研究所，邮政省下设电波研究所，文部省下设统计数理研究所、劳动卫生研究所等等。大学是日本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70年代初，日本共有880多所高等学校，许多大学都设立有科学研究机构。在私人企业中，科研机构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据1972年统计，拥有10亿日元资产以上的大公司75%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机构，10亿日元资产以下的公司44写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所(室)。1980年的统计材料显示，日本共有972个科学、技术研究所，其中688个是国立、县立和特别法定的。此外，较大的公共组织和私人企业都有自己的专门研究部门，其数目无法准确统计。在自然科学方面，日本每一万人中有26名科技人员，仅次于前苏联(56人)和美国(28人)居第三位，高出德国((16人)和法国(13人)。

　　第四，为发展科学技术而大力投资。大力投资是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日本政府和人民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下了大力气。从1961/1962年度到1972/1973年度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设计工作拨款总额由593亿日元增加到3740亿日元，增长了约六倍;政府另拨款给高等学校和国家研究机构的定货(科研项目)补助金，也由118亿日元增加到838亿日元。到80年代，日本进一步提出“技术立国”的口号和政策，官方也随之大幅度地增加科研投资，1982年，日本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费用达1800亿日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1991年度，政府批准“科学技术厅”的预算经费就高达522亿日元，该项经费首次突破五千亿大关。以上这些尚不包括国家直接参与的大规模科研项目，如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大型电子计算机等。除此之外，私营企业对科技研究的投资总额比国家还大，占全国科研经费总额的7000。例如日立公司1984年科研经费为2100亿日元，占其销售收人的7.30，而最多的是化学工业凯法公司，其研究开发支出费用达到销售收人总额14.7%。在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中，日本企业的研究开发支出费超过了其设备投资，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由此不难发现，日本的科技投资至少有两大特色:首先，一般国家的科研经费主要是由国家拨款，而日本更主要的是依靠运用国家职能调动、组织私营企业和社会各种力量筹集资金，不仅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证，而且巧妙地调动和照顾到了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和利益，从而使日本科技进人了世界一流水平行列。其次，日本科研经费的绝对数字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多，但它的技术水平达到了世界级，这表明了合理筹集和使用资金的重要性。

　　第五，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战后日本科技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也是日本科技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40年代，日本的技术设备水平大约落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二十年。战后，当国力有所恢复后，日本政府就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即“吸收性战略”，作为坚定不移的国策。在具体作法上，主要是购买外国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基础技术的专利权。1950年一1972年共引进11786项，年平均增长率在30%以上，技术引进的支出占研究开发活动总经费的45%左右。由于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不但解决了日本工业现代化问题，而且缩短了日本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年限，使日本工亚产品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引进技术的代价是沉重的。在经费上不仅要支付专利权费用，而且要花很大一笔支出购买专利资料使用权(即专利使用费)。日本是世界上购买专利经费支出最多的国家。即使如此，日本政府和企业仍然忍受巨大的牺牲而拼命引进技术，这主要是由于战后激烈的经济竞争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现实决定的。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清醒地认识到，时间已成为击败竞争对手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毅然决定走引进技术的道路而赢得时间。据统计测算，日本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新产品的工艺，从开始研究到投人生产，平均需要三年时间，而利用外国工艺技术，则仅用一年半时间。日本以牺牲金钱为代价，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了世界技术强国之一。

　　第六，着力于国产化。“国产化”方针是战后日本历届政府非常明确并着力追求的目?标。在引进技术、设备的同时，不是盲目行事，而是注意在引进后进打价侧分解，不得个别改良或综合改革，制造出具有、日本特点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日本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为了节约能源，日本钥铁企业1975年前后引进了法国的握式内流方式和苏联的干式轴流方式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炉顶压发电设备。日本分析了这两种设备的优缺点:认为法国的设备效率虽低(75%),但结构耐灰尘;苏联的设备效率虽高(83%),但需要预热，涡轮常因灰尘积落而停止运转。日本有关技术部门经过四年的研究、改革，扬长避短，制造出了日本式的“湿式轴流离护顶压发电设备”，它不需预热，可连续运转半个月至二十天，利用变喷技术，使高炉开工率的高低可以调整。这一改进设备很快成为国际市场的抢手货。可见，日本科技由完全移植、模仿到个别改良、综合改革，直到技术产品国产化是日本技术发展的一大特色，它使日本的科技水平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除上述科技发展途径外，日本科技发展有特色的傲法还较多，比如充分利用“科技超前意识”，做到应用一代，筹备一代，研究一代;在各个时期注重利用“拳头”科研成果带动几个行业高速发展，一推动各个领域科技进步等。第二次世界大战质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日本从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之一，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高潮(第一次高潮为明治维新)。

美国的计算机产业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政府起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对计算机产业的支持之所以能够产生明显的效果，关键是政府职能明确，不断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调整支持方向，改进资助体系和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政府一直是计算机技术的强有力支持者。按1995年不变价计算，1976-1995年间，联邦政府对计算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支持由1.8亿美元增加到9.6亿美元，增长了5倍。其中，基础研究投入由6500万美元增加到2.65亿美元；应用研究投入由1.16亿美元增加到7亿美元。联邦政府资助中约35-45%投向大学，其余55-65%投向政府实验室和产业界；政府基础研究资金的70%投向大学。联邦政府还对其他与计算机技术相关的研究给予资助。联邦政府对与计算机研究相关的其他技术和电子工程研究方面的投入由1972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7亿美元，占联邦总投入的比重由5%增至7%。邦政府从其职能出发决定资助方向，政府资金主要投向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点支持长期的基础性研究

　　美国政府在长期基础性研究和共性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基础性研究的主要特点，一是其效益往往在短期内无法显现出来，风险较大。特别是在产业发展初期，企业没有实力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二是其应用领域往往比较广泛，一家公司无法完全利用，而且又无力阻止竞争者利用其研究成果。因此，产业界较少对长期基础性研究进行投资。

　　美国联邦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长期基础性研究的资助项目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政府资助的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开始于70年代早期，直到1997年才研制出能够成功识别持续性语音的个人电脑。与此相似的是，国防基金从60年代就开始资助可用于三维图像的基础性系统研究，直到90年代才形成消费性产品。尽管这项成果在高性能仪器中早已开始应用，但近些年才广泛应用于医疗、娱乐及国防产业。

　　(二)资助计算机研究的基础设施

　　联邦政府在计算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美国发展计算机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1.为产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力资源

　　联邦政府的资助计划培养了一大批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和优秀研究人员，为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人才。国家科学基金的数据表明，1985-1996年间，获得联邦资金资助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比例从14%增加到20%。联邦政府对研究生的资助主要采取助教奖学金的形式，助教奖学金占总资助额的75%以上。1985年到1995年，全国最好的计算机系里，如MIT、卡内基?梅隆、加利弗尼亚大学勃克力分校等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中约有56%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其中一半是助教奖学金。1997年，斯坦福大学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专业27%的研究生获得联邦政府资助，50-60%的博士得到资助。同时，政府资助的一些大型研究项目还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

　　2.为大学教育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设备和设施

　　配备和维护研究的硬件设备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一般的大学很难筹集到这笔资金。联邦政府采取多种形式来支持大学购买计算机设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为大学教学提供计算机设备；另一种是通过资助特定研究项目为大学提供精良设备。

　　联邦政府在支持大学研究设备方面的主要贡献，一是支持建立大学计算中心，资助大学计算机系开展研究工作。国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NSF”）于1956年就开始了为大学提供普通教学和研究用计算机的资助计划。该计划每年提供的资助金额增长很快，1958-1970年间，共资助了66,00万美元。60年代，国防部高级项目处(以下简称“DARPA”)重点资助了少数几个基础好的大学计算机系（如MIT，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开展专门项目研究，资助项目的大部分资金用来采购设备。据估计，60年代，全美大学中约一半的计算设备是由政府机构资助提供。1981-1995年间，联邦政府资助了计算机科学系研究设备采购的65%，1985年高达83%。在电子工程方面，联邦政府的设备资助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1982年为75%，1995年为60%。NSF启动了两套专门为计算机科学系提供设备的计划：计算机研究设备计划和一个更加广泛的协作实验研究计划。

　　二是研制高性能计算设备和建设网络设施。80年代中期，政府资助了IBM701等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造出了供研究人员进行各种研究使用的大型计算机系统。1985年，NSF启动了一项建立超级计算机中心的计划，资助建立了5个全国范围的计算机中心，为那些不能在普通计算机上进行的高级的、运算复杂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后来，这些中心成为高性能计算机的早期试验场，还对一些计算机科学系的教学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项计划还带动州、私人部门出资在其他大学建立超级计算机中心。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政府加大对网络设施的资助力度。1973年起，NSF着手进行一项科学网络的计划，每年提供60万美元到75万美元为大学的研究人员建立计算机网络。

　　(三)支持利用高新技术的大型应用系统的研究开发和推广

　　联邦政府有效资助了大型应用系统的研究开发项目。DARPA支持了计算机间相互联结的分批转换网络（ARPANET）的研究项目。这项研究促进了有关入网协议、分批转换及路线安排等项研究。同时也推进了对大型网络管理模式的开发研究，如，域名系统及开发电子邮件等。DARPA的研究成果显示了大型分批转换网络的价值，促进了其他网络的开发。NSF网络的建立形成了网络的基础。政府通过资助大型高新技术应用系统的开发，把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研究者汇聚起来共同建立共用的实验室，交流思想，从而创造出一支有能力最终推动技术发展的研究力量。如，50年代的SAGE项目组织了来自MIT、IBM及其它研究实验室的研究者，整个项目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创新思想，目前在计算机行业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的想法都是当时提出来的。许多计算机行业中的先驱人物也从50-60年代的控制计算机系统(SAGE)项目中获得了经验，后来这些人在代表着计算机及通讯事业新兴的公司及实验室中工作。SAGE的影响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才逐步显现出来。

　　构造大型应用系统的实践表明，有些研究并不一定直接导致某一项技术的创新，而是导致开发与技术推广。应用开发是对已经研究出来的技术进行分析和合理组合，形成新的应用系统。如，建立大型应用系统的研究项目就是把电子通讯系统的原理应用到ARPANET项目开发中，形成了网络技术的基础。

　　(四)对产业技术的早期资助

　　20世纪50年代，联邦政府资助了绝大部分计算机技术的研究。那时，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的资助超过工业界R&D投入的3倍，几乎覆盖了整个计算机界的研究与开发。直到1963年，政府还资助着IBM计算机R&D的35%，Burroughs公司的50%，Control-Data公司的40%。从60年代末开始，因为整个计算机行业快速发展，政府对计算机R&D资助的比例急剧下降。直到70年代中期，政府资助仅占计算机R&D投入的25%，1979年达到战后的最低点15%。随着新项目的启动和里根执政时期的国防建设，1983年，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研究的资助比例又有回升，约占20%。

　　美国政府对产业界的资助重点放在推动技术商业化方面。一是对产业界早期研究的资助。政府对企业实验室提出的一些有市场前景的技术给予资助，将其推向商业化。例如，IBM最先提出了相关性数据库的构想，但IBM考虑到这项技术构想可能对自己已经成熟的产品造成潜在的竞争威胁，没有继续进行商业化研究开发投入。而NSF资助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对这一构想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推向商业化；二是支持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有些研究开发具有商业价值，但属于共性技术，单个企业难以研究开发，或者企业担心难以控制竞争者使用技术成果。IBM最先开发了RISC(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但直到DARPA资助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及斯坦福大学进行深入研究时，RISC才实现了商业化。该研究是作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项目的一部分来进行的。后来许多公司把以RISC为基础的产品引入了市场领域。

　　(五)联邦政府的资助对创新起到重要作用

　　联邦政府的资助计划促进了计算机技术的创新。据统计，1993至1994年间，美国全国共批准了1619项与计算机产业有关的专利。尽管这些专利的所有者75%是美国企业，但它们所引用的论文大部分是由大学或政府的研究人员撰写的。在按资助来源分类统计的论文中，51%的资助来自于联邦政府，37%来自产业界的资助。政府资助中NSF占22%，DARPA占6%。尽管这些数据仅限于两年的专利统计，但反映出联邦所资助的项目，特别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资助研究，推动了计算机行业的技术创新。

　　二、美国政府在计算机产业技术发展各阶段中的主要作用

　　政府在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随计算机产业成长和发展阶段不同而变化。

　　(一)50年代——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用户和资助者

　　在1960年以前，美国政府作为用户和资助者，主导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开发。这一期间，政府支持计算机技术主要出于国防需要，资助面比较窄，重点是对技术本身的试验，而且没有一个系统的长期战略计划。但是，这一时期的政府资助项目尝试了不同类型的资助机制，对私营部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50年代，几个主要计算机公司的R&D都得到过联邦政府的各种形式的资助。例如，在IBM公司的R&D投入中，政府合同资助投入占50%以上，直到1963年还有35%。联邦政府不仅在资金上对私营部门提供资助，而且从项目设计、技术思路、人力资源等方面提供了支持。资助的项目涉及到有关国家安全、人力资源培养等各方面，还包括一些综合性、高投入、不确定性大、具有长期影响的技术开发项目。政府资助的许多项目研究出了设备的原型，在这些原型基础上，研究人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二)60-70年代——技术扩散和产业增长阶段，政府扶持的重点转向长期基础性研究和培养人才

　　60年代初期，美国的计算机行业开始商业化，可以独立于政府的资助和采购，全国出现了几个大型的计算机公司。这些大型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且有能力自己研究开发计算机应用技术，从而促进了计算机产业的商业化。如，IBM公司与美国航空公司在部分采用军事指挥和SAGE技术的基础上，开发了计算机订票系统（SABRE系统）。计算机定票系统的迅速发展成为推动计算机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产业界对计算机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出现了计算机科学领域，几个重要学校的计算机系已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