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color=rgba(255, 255, 255, 0.7)]我国正面对一个“人造”的流动性陷阱——过于严厉的金融监管政策对影子银行业务的一刀切式打压,以及地方ZF去杠杆和地产调控政策,让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于是,人民银行的传统宽松措施只能传导到银行间市场,而无法带动社会融资的增长。
[backcolor=rgba(255, 255, 255, 0.7)]按照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2002年给出的央行应对通缩的宽松路线图,人民银行现在有理由采取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手段,直接向实体经济注入融资,这是近期人民银行买国债、买股票等非常规话题浮出水面的原因。但不管是否采取非常规的宽松措施,人民银行都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这让人民银行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局面。
[backcolor=rgba(255, 255, 255, 0.7)]为了化解实体经济融资难,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调整政策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消除当前这个人造流动性陷阱。
人民银行正因为一个人造的流动性陷阱而陷入两难。这是最近人民银行买国债、买股票等非常规话题被热议的原因。
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来的概念。在流动性陷阱中,央行增发的货币被经济主体储存起来,而不被花出去,货币扩张因而对经济总需求和物价失去刺激作用。
对流动性陷阱的更细致分析需要深入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从中央发行货币,到实体经济中的微观企业和个人拿到增量货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货币的创造过程,也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在这条路径上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央行向商业银行体系投放基础货币;第二个环节是商业银行体系在实体经济中派生广义货币。
在我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SLF、MLF、PSL等工具)和其他手段在银行间市场投放基础货币。由于是自己直接在银行间市场操作,人民银行对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有完全的掌控力。第二个环节的商业银行广义货币派生则主要通过发放银行信贷来完成。此外,商业银行买非金融企业债券等其他一些银行业务也会创造广义货币。在我国,广义货币的增量可以大致通过社会融资规模这个统计指标来跟踪。由于广义货币的派生主要由商业银行来完成,所以人民银行一般只能间接影响社会融资的增速。
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有两个环节,所以央行的货币扩张是否能带动实体经济中经济活动的活跃,就要看在两个节点上传导是否顺畅:其一,是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是否能带来商业银行体系广义货币的派生;其二,是商业银行广义货币的派生是否能够带来实体经济的活跃。如果在第一个节点衔接不顺畅,就可以认为基础货币投放碰到了流动性陷阱——更多的基础货币不能带来广义货币的相应扩张。而如果在第二个节点衔接不畅,就可以认为广义货币投放碰到了流动性陷阱——更多的广义货币无法刺激经济活动。(图表 1)
在凯恩斯时代,对货币政策的研究还远不如现在那么精细,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也并不为人所重视。所以在凯恩斯的论述中并未区分前述的两个节点。在其《通论》中,凯恩斯更多是从利率下降到较低水平后,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变得极大来论述流动性陷阱的,对应的是前面所说的广义货币到经济活动的阻塞。而在当前的现实世界中,从基础货币到广义货币的传导更容易受阻。次贷危机爆发后的几年,美联储在基础货币到广义货币的传导上碰到了阻塞——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速却长期大幅低于美联储资产规模的增长,表明美联储的基础货币投放(伴随美联储资产的扩张)并未带动银行信贷的相应增长。可以说,这段时间的美联储碰到了流动性陷阱。(图表 2)
02我国当前的人造流动性陷阱
我国当前已经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这个流动性陷阱是由近两年的宏观政策而人为行成的。
社会融资规模这个统计指标刻画了我国广义货币派生的情况。而银行间市场日均成交量则是跟踪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状况的一个不错指标。自2018年初以来,我国社会融资持续处在同比少增的格局——增量少于上一年同月增长。2018年全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加了19.2万亿元,增量比2017年少3.1万亿元。由于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指标涵盖了实体经济从各个渠道获得的金融体系的融资,社会融资的少增便直接带来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难。
但在社会融资明显少增的2018年,我国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却大幅改善。银行间市场日均成交量相比上一年同期大幅增加。在这背后,是人民银行不断放松的货币政策。在2018年,人民银行总共下调了3次存款准备金率,累计释放的基础货币大概为4万亿元。而作为反映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多寡的价格指标,隔夜利率也在人民银行的引导下在2018年明显下行。
很显然,人民银行在2018年投放的基础货币并未带来广义货币的相应扩张。在从基础货币到广义货币的传导上,货币政策出现了阻塞。换言之,我国在这个节点上碰上了流动性陷阱。(图表 3)
当前我国之所以会碰到流动性陷阱,并不是因为利率已经触及了零下限而降无可降,而是因为国内宏观政策人为抑制了社会融资的合理增长。
一方面,过于严厉的金融监管政策阻塞了融资流向实体经济的渠道。始于2017年的金融监管风暴在试图防控金融风险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在逐步体现。金融强监管措施的持续出台,尤其是“资管新规”的颁布,给了之前曾相当活跃的影子银行业务当头一棒。影子银行业务虽然带来了一定的潜在金融风险,但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它们的确为实体经济提供了不少创新型的融资渠道。对于那些在传统信贷业务中不占优势的民营企业来说,这些新型融资渠道具有更大价值。不过,在强监管“一刀切”式的打压下,影子银行融资在2018年大幅收缩,从而明显拉低了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受伤尤其深。(图表 4)
另一方面,是地方ZF去杠杆政策和地产调控政策对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打压。基础设施投资和地产投资各占我国总投资的约1/4,合起来占据了投资的半壁江山。从2017年开始,在控制地方ZF债务扩张的导向下,地方ZF(通过地方ZF融资平台进行)的融资在政策压力下明显走低。同时,地产开发商获得的融资支持也因为地产调控政策收紧而明显走弱。由于这二者是实体经济中最重要的两类融资需求主体,对其融资需求的政策性抑制使得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的融资投放变得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础设施投资和地产投资的增速在2018年明显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重要来源。(图表 5)
在融资投放渠道受阻,实体经济投资大户的融资需求受抑制的情况下,社会融资增长会呈现出2018年这样的低迷状况并不令人意外。就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企业来说,融资的投放和获取非不愿也,实不能也。而面对这种行政性政策带来的货币政策传导阻塞,货币政策无力突破。就算人民银行用天量的基础货币“淹没”掉银行间市场,货币之水也无法越过“政策之墙”而流入实体经济。一个“人造”的流动性陷阱就此在我国的银行间市场中形成。
03伯南克路线图与当前有关货币政策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