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三孩未缴社会抚养费，看制度供给侧改革的滞后

2月10日，山东菏泽市成武县人民法院官微通报了一则消息，该县一对村民夫妇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缴纳社会抚养费共计64626元，被卫计局申请强制执行。根据成武县的统计，2017年该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16元，而社会抚养费占用了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18年7月5日，河南柘城县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为夫妻双方上年度纯收入的三倍”，也可以理解成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地方上关于计划生育，除了1991年山东冠县进行了残暴血腥的“百日无孩”运动外，基本是通过严格执行超生罚款来落实计划生育指标。如同小品《超生游击队》，地方政府一般通过罚款、牵牛、牵羊甚至拆房的方式来惩罚超生对象。

超生致贫的谬误

关于贫困的原因，一直有“超生致贫”的说法，这一说法是违背常识的，因为生孩子是为了在未来增加家庭劳动力，是增加家庭收入的一种手段，是一种朴素的致富手段，超生致贫的真正原因是缴纳不起高额的社会抚养费而导致的贫困。据说，在重庆某县农村居民特别喜欢生孩子，外出打工省吃俭用挣钱就是为了攒够社会抚养费，好多生一个孩子。而大量的城镇职工，一旦超生就将面临失业的风险。

生孩子是对家庭和社会的一种投资行为，在抚养费、教育费之外还要增加一个分成性质社会抚养费，极大地增加了投资成本，使得家庭对孩子的未来期望过高和急功近利，一旦未来得不到投资回报，这种投资行为就会受到限制。

制度修改的滞后

在通过社会抚养费养活了大量不事生产的计生人员的时候，中国断崖式老龄化悄然来临，人口压力陡增。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新生儿数量比2017年减少了200万，出生人口数创下了1962年以来的新低。2016年开始推行的“全面二孩”政策效果见底，生育意愿释放完毕。中国不得不继续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这种压力不仅要有未来的年轻人承担，更要由未来的老年人承担。

在这种严峻的人口背景下，社会关于取消计划生育的呼声不断提高，人大代表提出删去所有法律中各种关于“计划生育”的内容。国家卫健委答复“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一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保留“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等相关表述。人口与计划生育相关法律均根据宪法制定，不宜立即全面删除“计划生育”的内容。”看来在全面二孩鼓励生育的政策前提下，生三孩缴纳社会抚养费还是强制性的。

对于转型社会，在制度上的突破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有效的突破一般是由下层发起，上层进行制度规范的。一个有为的地方政府在这里可能发挥作用。

高效的社会抚养费强收与户籍制度

计划生育在1982年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后，最初在基层执行时叫做“超生罚款”，1992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1996年，《行政处罚法》进一步明确规定超生不得罚款，但可以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直到2001年，社会抚养费才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迟至2014年，国家才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进行统一的规定，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由省级政府确定征收标准，征收的权力则下放到乡镇和街道办，这是一种类似于承包制的最有效率的征收方式，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一般采取交够国家的、保障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因此，在这种计划生育管理模式下，中国不是实施计划生育最早的，但是效率是最高的，从1982年到2007年，少生了4亿人，平均每年1600万人毁于一旦。

社会抚养费的官方定义是，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公共事业投入的经费，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通俗理解，就是超生家庭为孩子购买政府公共服务而支出的费用，只不过这种购买是强制性的，前置性的支付。在经济学上，由于权力界定的难题，公共服务不具有排他性，但是在国内经济体制下，这种公共服务却是可以界定的，这种界定权力的制度就是户籍制度，不缴纳社会抚养费，就上不了户，上不了户就办不了身份证，办不了身份证就上不了学、办不了银行卡、无法乘坐交通工具、不能就医……这是一种极其巧妙的权力界定方式。

社会抚养费是国家进行人口控制的一种手段，并非为养活庞大的基层计生人员而设置的政策。人口控制在背后有着长久的经济学理论支撑，尤以马尔萨斯、马克斯等为甚，当时的经济理论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是财富的来源，在土地空间不可增的前提下，只有资本的积累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劳动只不过是资本的附庸。反观国际竞争力，原本地大物博的中国，一旦人均就变得全球倒数，因此最简单的逻辑是减少点人口，既然不能通过战争或灾难使人口减少，就只能人为控制人口的出生，这也是坚定执行国家赶超战略决定的。

相对于矿产资源，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口

根据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原理》，经济的增长源于人们对实现自己欲望的知识的进步与增长。现代经济学认为土地和资本只是实现经济短期增长的手段和工具，人才资源才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础资源。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认为，中国在矿产、能源、土地等自然资源领域均不具有优势，这种不具有的优势不是人均，而是总量上。真正的资源是聪明而又吃苦耐劳的人民数量。只有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让人民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人口优势才能发挥出来。良好的制度，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和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

当下，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只有快速进行制度修订才能扭转社会发展的困局。

对政府而言，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应该是制度层面的。

国内目前正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为了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国在政府、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这些积极活动大多停留在影响社会发展的表面，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并未进行深入解决。制度层面的供给侧改革推进是最复杂也是最艰难的。只有巧妙而稳定的制度设计，才能在未来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赋能。计划生育是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执行的，其影响也是全面的，可以认为整个社会面临的发展困境，计划生育政策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每一项政策在长久的执行过程中，都会形成一定的利益集体，制度的变革也就是利益集体的变革，政府只有在制度层面进行深入的供给侧改革，才能重新激活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