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蜗居》，我终于明白它之所以引起广大观众强烈反响和有关当局诸多责难的主要原因了。
原来，《蜗居》戳痛了当今社会早已暗伤了的软肋！
该剧通过典型形象的现身说法，向为政者提出了尖锐的拷问：为什么“做个好人”和“过好生活”这两个目标，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南辕北辙？
（为避免产生歧义，引来无谓争拗，谨此对上述概念下个“定义”：1、好人——是指善良、正直、勤奋的人；2、好生活——是指富裕、安宁并充满希望的生活——笔者注。）
《蜗居》暴露了一个铁的事实：对于那些因为无权无势而“蜗居”着的芸芸众生来说，他们梦寐以求的一对孪生愿望——“做个好人”和“过好生活”，原来竟是鱼与熊掌企图兼得的奢求！
在剧中，姐姐海萍选择了以“做个好人”为前提的存活方式。
海萍是“有原则的”。按她的话说：“我不想抄近道，我更不想投机取巧”。她原以为：像自己这样年轻有为、敢想敢干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完全有条件、有资格通过正当途径谋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于是便踌躇满志跻身于“充满机遇”的大城市，按“做个好人”的程式发奋图强，期待一步步接近“过好生活”的既定目标——买一套不大的房子，把一直寄养在父母家的孩子接回来住。
如果达到上述标准就算过上“好生活”的话，那是一种多么卑微的“幸福”啊！
为了追求这种卑微的幸福，为了应付卑微的“幸福追求者”自身的生活成本——那一串“每天一睁开眼”就“蹦出脑海”的数字，海萍夫妇付出了一个好人所能付出的全部：   
他们挥洒青春，努力工作。生活吝惜得姐妹俩轮换着穿衣，每天吃清汤挂面，甚至为了一块钱而歇斯底里地吵闹。那些“曾经的坚持，内心的原则，少年的立志,就被这孩子,被家庭,被工作,被房子,被现实生活磨砺的不剩些许……”
然而，残酷的现实不但不肯把那本来就要求很低的“好生活”赐予海萍夫妇这样的好人，反而在他们身上套上日益沉重的枷锁——那些平民百姓再也不堪承受，却依然不断“与时俱涨”的房价。
海萍夫妇这些“蜗居”者们，终究逃脱不了沦为现代奴隶的厄运！
“房奴”——这个时髦的流行词语，令70后、80后、乃至全国老百姓听起来，感觉是那样的毛骨悚然！因为，海萍夫妇很可能就是他们今天的缩影或者明天的归宿。
正是目睹了姐姐、姐夫以及男友小贝这些好人不论怎样努力，也无法解脱现实的桎梏，海藻只好选择“为了过好生活，宁肯放弃做好人”的存活方式。
因为，“海藻突然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五十块钱的内衣和五百块钱的内衣本质的区别是：女人和女色。”而且，“既然迟早有一天你都得放下身段，为什么不早点儿作出副哈巴狗的姿态呢？”
于是，海藻摒弃了姐姐海萍所坚持的那些好人必须的“原则”。
她“抄了近道”，“步入职业二奶的道路”。因此得以“少奋斗几十年”，即可快速获得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那些宋思明之流对她的慷慨回馈。
尽管结尾时，剧作者不知是为了忽悠审查制度，还是真想充当一回说教者，硬在剧情里牵强地为海萍安排了既有房子、又有事业的美满结局；又给海藻强加了既失孩子，又失情人的恶毒诅咒。
然而，剧作者安排得了剧中姐妹的归宿，却无法主宰现实中海萍、海藻们的命运。
但凡眼睛没瞎的中国人都看得见：千千万万的“海萍”还“蜗居”着苦苦挣扎；数不胜数的“海藻”仍在豪宅里悠哉游哉。至于那些宋思明、陈寺福们，也依然是那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蜗居》的社会意义恰恰在于它揭露了现实社会两大可悲的社会现实：
1、  弱势群体对于正当权益追求的无助无望；
2、  与权力挂钩的非正当获取却理所当然并充满魅力。
上述两大社会现实，今天已成为如海萍、海藻那样的广大老百姓虽然不愿接受，却不得不接受；而“蜗居”社群的管治者们虽然不能否认，却又讳莫如深的普遍现象。
这两种状况每天互为作用，构成恶性循环。已经逐渐成为人所共知的社会生存潜规则，并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严重腐蚀着我们的国民意识。
别看“艰苦奋斗，振兴中华”之类空洞口号每天仍然震耳欲聋。但骨子里越来越多人、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青人，已经日渐不敢、不屑、甚至不齿认同来自任何方面关于要做“好人”的正面教育：
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念，他们无法理喻；
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市井箴言，他们太容易反驳；
至于那些本来就假、大、空的“革命道理”，他们自然更嗤之以鼻。
这怪不得他们，社会现实这面镜子，让他们见识了太多的龌龊。信任危机导致信仰危机；公义危机转化道德危机！
宋思明有一句经典台词，令人想想都后怕。他说：“当人选择了向上的阶梯之时，就要丢弃很多细枝末节。”
宋思明们所谓“向上的阶梯”无非是指向更高的官阶攀爬，进而攫取更多公权力以谋私利；而宋思明们为此丢弃的那 “许多细枝末节”，当然就是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必须恪守的那些良知与道德。
不幸的是，现实社会把宋思明们造就得有如天之骄子般光彩夺目，致令越来越多“性本善”的好人不得不自惭形秽，转而视这些社会蠹虫为楷模。
“大道甚夷”，尚且“而人好径”；如今正路难行，自然邪路拥挤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长此以往，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必将因此而沦丧；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必将因此遭到因果轮回的恶报！
文艺家不是政治家，创作《蜗居》的艺术家们揭露了社会问题，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剩下的事情就要看政治家们——各级ZF部门的官员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如何为这个有病的社会治病；如何为伤了心的老百姓疗伤。
但愿《蜗居》的拷问，真能触动每一位为政者，促使他们以民为本、慎思笃行、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