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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中国式的专制主义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中国人的个体无力做自我组织,必须由他人去组织；中国的社会也无力做自我组织,必须由国家去组织。中国人的“身”是由人伦与社群关系的“心”去组织的。至于中国社会,则是由“亲民”式的专制主义去组织的。

这种政治具有很浓厚的家长式统治的味道——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只是一种行政上的管理关系,前者对后者还有教化之功能。因此,在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底下,政与教是合一的。

“政”与“教”的混同体

在中国文化的结构中,“和合”是一条最基本的“文法”规则。就如同阴与阳、“中央”和“地方”、“天”与“人”可以和合起来一般,“政”与“教”在中国文化中也是混同一体的。

在西方、中东、印度一带,都存在与日常生活的社会明显分立的教会、教阶以及僧侣集团。它们一方面是统治阶层的精神支柱,在另一方面,却也常常与世俗的政权发生摩擦,以致出现政教之争。

在传统中国,代表政权的往往就同时代表“道统”,虽然,这个“道统”到底是由皇帝来代表,还是由士大夫来代表,却时有争执。

在传统中国,皇帝一向被称为“天子”,他是“天”与“人”的媒介——只有他可以代表人类去祭天。因此,他同时也是天地与人间秩序的中心枢纽——如果通过他不当的“人治”而使天下出现不安宁的局面,那么自然界的运行也会出现脱轨的现象,水旱灾、蝗灾、地震、瘟疫就会相继发生。

在传统中国的天道观中,“天”并不是一个超然于世界之上的层次,而是与人”一般,是同一个世界体系内部的事物。它们两者好比相互辉映的两面镜子,因此,不能符合“天道”的人君对人间来说即是“无道”与“失德”,并导致人间失和与自然界脱轨的并发症。

至于能够“配天”的人君,则从他身上放射出来的“德”,就会像太阳一般“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使百姓昭明,万邦协和。这道“德化”的太阳之光,还可以越出中国的范围,感动“蛮夷”,促成“来远人”的现象。因此,中国式的宗教观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比世界上任何高级宗教都要世俗化,其实仍然具有浓厚的巫术与奇迹因素。

上述这种“人君”兼“教皇”的原则,当然只是一个理想,而且是秦汉以来儒家思想加上阴阳家思想的产品。在现实的层次上,君权往往是由打天下集团的“枪杆子”里衍生出来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与“德化”当然是两码子事,而在位的人君又往往会做出一些与这个理想背道而驰的事——他们多半对法家的刑政更为偏好,或者佞道佞佛,或者耽于女色,纵容女祸,或者宠信宦官,起用佞幸,或者贪财好货,与民争利。

于是,士大夫阶层就从这些方面向君主发动攻击,认为“道统”是由他们代表的,君主只能代表“政统”。士大夫的传统官僚是没有受过行政的专业训练的,他们治理天下的本钱是对“圣人之道”的传颂。因此,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方式,也是用“德化”,亦即是成为“子民”的道德表率——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用“红”而不是“专”的身份去做领导。他们既然自膺为“圣人之道”的真正传授者,因此,就用美化古代尧舜之世这种“厚古薄今”的方式,来对军阀或流氓出身的皇帝施加压力。

孟子可以说是士大夫阶层这一倾向的最早代表人,也是最大胆的发言人。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命题。不少人以这句话作为中国具有“民主思想”的论据。

其实,这只是士大夫以“为民请命”的姿态,来获取比君主更高的道德上的优越性之尝试而已。因为,在传统中国,老百姓无理性的大爆发,基本上被视作与自然灾害相同,皆为天道失常的征候。因此,“人心”往往被当作是反映“天意”的一面镜子,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一类的士大夫,正是把自己打扮成应天意顺民心的,而将君主当作是必须加以纠正的对象,并且还常用“民变”来恫吓后者。

然而,孟子一类的士大夫却绝对不是什么民主主义者。《孟子》一书中就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命题,而且还有像“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这一类只有在官僚仕宦手册中才找得到的庸俗条文。事实上,士大夫固然可以指出君主许多“失德”的地方,君主也可以纠正士大夫的许多痛处一一例如贪污受贿,勾结豪门,武断乡曲,侵占民田,等等。

上述这种“道统”与“政统”之争,似乎有点儿近似西方的政教之争,其实不然,因为士大夫与君主皆同时是“政”与“教”中之人。他们是权力结构中的两个组成部分,为了在这个政教混同体中争夺“教权”而彼此做斗争。

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形态越发朝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的方向发展,士大夫在这场斗争中就逐渐失去优势。针对士大夫“厚古薄今”的策略,君主就索性来一个“古为今用”,做釜底抽薪之计。

先前,士大夫可以认为只有古代的人君才是“圣人”,因此强烈暗示今不如古。宋代以后的专制君主,则将这个逻辑颠倒了过来,认为人君既然承天之命,位居至尊,就必定同时是“圣人”一一他们是重现古代尧天舜日的“晚圣”。

于是,“人君”与“教皇”越发合而为一。君主的世俗政权除了越来越专制之外,教化之权也越来越膨胀。因此,君主除了下“诏书”之外,还常有颁布“圣训”之举,将臣与民都一律当作“教化”的对象,而地方官的责任之一,就是在地方的孔庙或学宫中宣读“圣训”,以便老百姓学习。

“良知”的国有化

中国式的政教混同体就是将老百姓“儿童化”,亦即是把老百姓当作是被"教化”对象的“子民”。然而，凡是正常成长的“个人”都会是自己做主的。尤其是有关“良知”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都应该是一个“良知主体”和“权利主体”。

中国人之不成长,可以由无须“私生活”一事看出。私人领域的不发达人的童年阶段无限延长,“自我”难于成为一个强大的内省基地。于是,也很账产生与公共意识截然分判的私人意识,以及理应属于私人范围的“良知”领域而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也有被模糊化的倾向。

然而,在中国人的政教混同体的权力结构底下,确实是不能有“公”与“私之分的,因为它除了在国法的范围内去管理老百姓之外,还要越出这个范围去管理他们的“良知”。

在具有政教之争背景的西方,就很难出现这情形。因为,每一个人只有在国法范围内是属于国家管辖的,在“良知”的问题上则由教会去打理。在“宗教改革”将教会的权力打掉以后,每一个人遂直接以自己的“良知”向上帝负责—而上帝是绝对高于国王的。在上帝死亡了之后,每一个人在不犯国法的情形下,就成为他本人的“良知”的主宰了。
然而,在中国文化里,是没有超越凡世之上的上帝这个因素的。中国式的“天理”就是在“二人”(集体)之间才能完成的“心”,因此,在结构上就决定了“个人”不应该有明确的“自我”疆界。自然,也很难出现“大公无私”领域以外的合法的“私”范围。
在中国式的政教混同体底下,确实也是没有私人“良知”领域与公共行政领域之分的。传统士大夫的义理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亦即是从“正心”“诚意”出发,到“修身”与“齐家”,然后到“治国”“平天下”。这个过程是由内而外连成片的,是一个不可切断的延续体。
士大夫是统治阶层,亦即是在政教混同体中去“正”去“治”别人的人,而不是被“正”被“治”的对象。因此,在上述那个公私领域不分的良知延续体中,士大夫一般认为自己是先修好了“私”的一端,然后才推展到老百姓头上的。确实,在一个用“人治”与“身教”去代替“法治”的文化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也只能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因此,中国人“平天下”的方法,也是一个按“层次”推己及人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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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经管萌新一枚，我想请问下，每日阅读内容是没有规定的么只要每天回帖子就能领取奖励么？从哪个入口报名呢

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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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天你阅读到的有价值的全文内容链接
推荐：几十本金融投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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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天你阅读到的有价值的内容段落摘录
继续读：《宽客：华尔街顶级数量金融大师的另类人生》
今天继续读      第1章 从赌博开始
      真谛是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终极奥秘，唯有通过数学才能发现。宽客通过研究市场中的隐匿模式揭示真谛，从而打开有着亿万美元利润的宝藏之门。他们使用巨型机器——连接全球金融市场的超级计算机来寻找真谛，用它来发掘不为人知的财富。机器越强大，你所能知晓的真谛就越多，知晓的真谛越多，你就越有把握下重注，从而就能变得越富有。想象一下，这些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建造越来越强大的仪器来模拟大爆炸时的情形，他们希望以此来弄清楚开天辟地的力量源自何处。诚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充满了铜臭味，但终究也能证明一些东西。每多赚一分钱，就证明他们在实现学术梦想和发现未知真谛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宽客为这个飘忽不定的真谛创造了一个名字：阿尔法（alpha），听起来好像是巫师修炼的某种秘方。阿尔法代表一种难以捉摸的技能，有些人生而拥有，从而能够连续击败市场。与阿尔法相对的还有一个希腊字母——贝塔（beta），代表平淡无奇的市场回报，即便是脑子缺根筋的家伙也能轻松取得。
      宽客喜欢阿尔法，厌恶贝塔。阿尔法就是真谛，只要得到它，就能实现富贵大梦。
      阿尔法这个概念及其所蕴涵的一夜暴富密码在对冲基金的世界中无处不在。给对冲基金排座次的杂志叫做《阿尔法》（Alpha）；业内人士频繁访问的网站叫做“寻找阿尔法”（Seeking Alpha）；凡尔赛大厅中的不少宽客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宣称自己已经拥有了阿尔法；阿斯内斯将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于高盛内部的第一只对冲基金命名为“全球阿尔法”（Global Alpha）；穆勒在1992年跳槽到摩根士丹利之前，曾为伯克利的量化实验基地BARRA建造过一个计算机投资系统，起名为“阿尔法制造者”（Alphabuilder）；曼哈顿中心摩根士丹利总部大楼的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办公室中悬挂着20世纪60年代戈达尔的黑色电影《阿尔法城》（Alphaville）的海报。
      但是，总是有一片阴霾在宽客们的优美算法之上挥之不去。也许他们的成功与技术根本没有半点关系，他们只不过是撞到了狗屎运，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了而已，指不定哪天幸运之神就不辞而别了。说不定市场根本就是不可预测的呢？说不定他们的计算机模型某一天会失灵呢？说不定真谛其实是不可知的呢？更糟糕的是，说不定世上本就没有真谛呢？
      平日里，宽客们尽情挥洒着内心的阿尔法狂热，在自己的交易室和对冲基金中各自为战，寻找真谛。但在牌桌上，他们可以彼此对视，一边对着自己的牌微笑，一边一掷万金继续跟牌，一边寻找虚张声势的对手流露的胆怯和马脚。今晚的比赛是慈善性质的，但尽管如此，它也还是比赛。精于扑克便是精于交易，从根本上讲还意味着更重要的东西：神出鬼没的阿尔法。
      比赛渐酣，宽客颇有斩获。没过多久，穆勒便战胜了高恩和克卢捷。魏因斯坦早早便出局了，但穆勒和阿斯内斯所向披靡，格里芬和艾因霍恩均止步于十强。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也趋于白热化。到凌晨1点30分，牌桌上只剩下三位玩家：穆勒、阿斯内斯以及大本营的投资组合经理安德烈·帕拉西维斯库（Andrei Paraschivesku），格里芬的员工。
      战斗仍在继续。阿斯内斯对前两手牌很不满意，早早地盖牌免战，乐于在一旁静候良机，把底池让给穆勒和安德烈。观众们屏息静望，位于二楼的凡尔赛大厅遽然安静下来，窗外不断传来第五大道刺耳的噪声。
      格里芬打破了沉寂，朝他的手下吼道：“安德烈，你要是不能干掉穆勒，明天就别来上班了。”没人知道格里芬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这家伙令人难以捉摸。
      大厅里重归寂静。安德烈将自己面前盖着的两张牌翻开一角，一对4，还不错。穆勒也抬起牌角看了看自己的两张牌，一对K。他决定全压，把自己的筹码全部推入了底池。安德烈认为这是虚张声势，他也推入了自己的所有筹码，跟牌，亮出一对4。穆勒秀出一对K，他蓝色的眼睛里首次闪过一丝胜利的喜悦。观众一阵惊叹，格里芬叫得最响。安德烈手里的牌无力回天，他输了。
      现在只剩下了穆勒和阿斯内斯，宽客对宽客。穆勒占尽上风，在击败安德烈之后，他手中的筹码要多出对手7倍，阿斯内斯需要连胜好几把才能把两人拉回同一起跑线，正可谓敌为刀俎，我为鱼肉。
      格里芬因自己的王牌交易员出局而愤愤不已，承诺要是阿斯内斯能赢穆勒的话，就愿意向他最喜欢的慈善事业捐赠10000美元。“你到底是不是亿万富翁啊？”阿斯内斯笑道，“这点钱也好意思拿出来。”
      庄家发牌，穆勒拿到一张K和一张7。穆勒想：马马虎虎，还是全压吧，自己有的是筹码。但这看起来并非良策：阿斯内斯手里的牌更好，一张A和一张10。牌一张一张地发出，阿斯内斯看起来是赢定了。但在最后一张牌上，穆勒又拿到一张K。虽然胜算看似不在他这边，但他还是赢了。现实有时候就是如此。
      观众席响起了掌声，而格里芬发出了嘘声。赛后，穆勒和阿斯内斯捧起银质奖杯合影留念，科洛妮·高恩站在他们中间笑靥如花。不过最开心的还是穆勒。
      那天晚上，当大厅里的富豪们走出饭店，在曼哈顿街头各自散去时，他们正站在世界之巅：股市正处在史上最长的牛市中，房地产市场也正值繁荣。经济学家大谈特谈“金发女孩经济”（Goldilocks economy），既不太热，也不太冷。稳步增长将长期持续。
      普林斯顿的卓越经济学家本·伯南克刚刚接替艾伦·格林斯潘成为美联储主席。2004年2月，伯南克在华盛顿发表了名为《大稳健》（The Great Moderation）的演讲，他紧扣热情高涨的时代主题，描述了一个奔腾的经济新时代，波动性——那种剧烈的、突发性的、会给人民的生活和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经济动荡已被永久地连根拔起了。在伯南克看来，经济乐土背后的第一推动力是“金融市场的成熟和不断深化”。
      换句话说，格里芬、阿斯内斯、穆勒、魏因斯坦以及西蒙斯这样的宽客和其他统治华尔街的数学天才帮忙消除了市场的波动性。他们通过不断增长的对真谛的认识扫除混沌，建立秩序。每当市场大大偏离均衡时，他们的超级计算机就争先恐后地开始拯救作业，扫除价格失准的证券，让陷入困境的金融王国重新稳定下来。金融系统成了被完美设定的机器，听话地在宽客无所不知的数学世界中嗡嗡运行。
      宽客对社会贡献不小，报酬亦颇为丰厚。但又有谁会对此心存不满呢？工人们目睹着自己的401（k）账户资金随着市场节节上涨，房价永远向上攀升，银行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借贷，预言家也描绘着道琼斯工业指数会年复一年永远上涨，永不下跌，而宽客在此间功不可没。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生在华尔街、富在华尔街、功成名就在华尔街。
      疯狂的金钱正蜂拥而至。美国各大养老基金曾在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中遭到重创，现在它们又争先恐后地涌向对冲基金——宽客们喜欢的投资载体，将其成员的退休储蓄委托给神秘难懂的投资人。阿斯内斯的AQR资本管理公司在1998年成立时规模只有10亿美元，到2007年年中，其管理的资产已经接近400亿美元；大本营投资集团的规模达200亿美元；2005年，西蒙斯宣布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将发行新基金，筹资规模可能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而年仅33岁的魏因斯坦，在德意志银行管理着价值300亿美元的头寸。
      对冲基金业增长神速。1990年，对冲基金仅仅支配着390亿美元的资产。这一数字在2000年上升到4900亿美元，2007年又进一步膨胀到20000亿美元，其中还没有包括银行内部的对冲基金。在蜂拥而至的金钱的推动下，像摩根士丹利、高盛、花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以及德意志银行这样的老牌“白鞋银行”正在迅速转型为旗舰对冲基金，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筹得数十亿美元，通过财务杠杆便能支配万亿巨资，回报率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向上直窜。
      对冲基金大泡沫（The Great Hedge Fund Bubble）是名副其实的泡沫，是史上最疯狂的金钱盛宴之一，数以千计的对冲基金掌门人积累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巨额财富。这场盛宴最佳的入场券便是数学和计算机背景。在2006年的那个华尔街扑克之夜，西蒙斯、格里芬、阿斯内斯、穆勒、魏因斯坦意气风发，他们拥有私人飞机、豪华游艇和深宅大院，生活极其奢华。
      一年后，仍然是这些玩家，却赫然发现自己正处于史上最险恶的市场海啸的中心，而他们自己正是始作俑者。实际上，宽客们在追求真谛、寻找阿尔法时已经浑然不觉地埋好了炸药，点燃了引信。然后，到2007年8月，炸药华丽炸响，金融市场一地狼藉。
      结果怎样？史上最大、最快、最奇特的金融崩溃爆发，随之而来的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
      奇怪的是，尽管宽客们个个智商超高、学识广博，还顶着耀眼的博士头衔，可以通过预测市场的下一步动作而赢得亿万巨富，而且他们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探寻全球市场的变化，但却没有一个人看到灾难就在眼前！
      为什么他们没能预见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一位几百年前的人物那里得到启示。此人的头像就印在那晚宽客下注的筹码上：伊萨克·牛顿。牛顿在1720年的“庞氏大骗局”——南海泡沫中损失了20000英镑。他事后感叹道：“我可以计算天体运动，但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
……

3.今天你阅读到的有价值信息的自我思考点评感想
      好一个人类的疯狂无法计算！那么贪婪呢？欲望呢？又有谁计算得清楚呢？
      上千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每人假设管理1支对冲基金，平均一支基金按10亿美元估算的话，就是1万亿美元。通过财务杠杆便能支配千万亿美元。千万亿美元！The Great Hedge Fund Bubble! 真正的大泡沫！随之而来的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确切地说是金融危机！并不是没有人看到灾难！瑞达里奥就是看到灾难并且提前做出预防成功出逃的人。所以版主推荐的他的著作《原则》才会大行其道，当然根据他的著作改编的中名动画更加形象。再一次感谢版主！
      学者、科学家不断追求阿尔法，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怎么应用，如何系统性地作出防范？
      经过这一次灾难之后，金融和交易系统已经在原有原则的基础做出了改进，尽可能地防止这样的系统性低概率风险。所以这样的灾难也是金融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真是这样吗？那么A股市场呢？
……

单词挑战第3月第14天
Malfunction    n.  故障，功能障碍; 失灵;    vi.  失灵; 发生故障;
The radiation can damage microprocessors and computer memories, causing them to malfunction.

1.背单词1个 - O
2.飞鸟式36个 - O
3.Code Practices 0.5 hr - X
4.论坛收集资料30分钟*2 - O
5.Cloud Zhuang45minutes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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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新政治科学》


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一种政治理论如果企望洞察原则的话，就必须同时是一种历史理论。因此，下面关于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代表（representation）问题——的讲演将会超越对通常所说的代表制度（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的描述，而深入探究代表作为政治社会借以在历史行动中获得其存在（existence）的形式之本质。而且，我们的分析将不会驻足于此，我们还将对各种符号进行探讨。正是凭借这些符号，各个政治社会将自身解释为某种超越真理（a transcendent truth）的代表者。最后，形形色色的此类符号并不会组成简单并列的目录；相反，我们将证明，它们可以被理论化为历史进程中可以辨认的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如果关于代表探究的理论意涵展示出一致性的话，那么，这种探究就将在事实上成为一种历史哲学。


将理论问题追究到政治原则与历史哲学原则交汇的程度，这在今天并不常见。然而，这种做法并不能被视为政治科学中的一种创新，而应被看作是一种复古，如果我们仍然记得今天被分割研究的政治与历史这两个领域在柏拉图创建政治科学时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这种整体性的政治理论源于古希腊社会的危机。在危机时刻，社会秩序动荡乃至瓦解。相比于相对稳定的时期，政治在历史中存在的各种根本问题此时更容易进入视野。可以说，自那时起，典型情形是，在稳定状态下，政治科学缩减为对现行制度的描述以及对这些制度所体现的原则的辩护，也就是说，政治科学堕落为现行权力的婢女，这是局势稳定时期的典型情况；而在具有革命性与危急性的伟大时代，政治科学的宏伟特性便会得到充分扩展，成为关于人类在社会和历史中存在的科学，以及关于普通秩序原则的科学。在西方历史上，从最大的规模上讲，有过三个这样的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政治科学标示了古希腊的危机；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vitas Dei）标示了古罗马和基督教的危机；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则标示了西方危机中出现的第一次大地震。这些只是那些伟大时代和伟大复归，在它们之间的数千年中，尚存在次等重要的时代和次等的复归；尤其是，对于现代而言，我们应当记住布丹（Bodin）在16世纪的危机中所作出的伟大努力。


政治科学的复归意味着回归对原则的自觉意识，它或许并非恢复此前某一努力的特定内容。今天，我们不可能通过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主义或黑格尔主义来恢复政治科学。确实，就问题的范围以及理论处理方式而言，我们可以向早先的哲学家们学到很多东西；然而，人类存在所具有的历史性（historicity），亦即在有意义的具体情境（meaningful concreteness）中独特性（the typical）之展开，排除了通过回归先前某一具体情境来有效重组各项原则的可行性。因此，政治科学无法通过在字面上复兴过去的哲学成果而恢复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科学所具有的尊严；原则的重新获得必须通过理论化工作来实现，这种理论化工作必须从一个时代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并充分考虑我们丰富的经验知识。


如此说来，这项任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艰巨的；考虑到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各门经验科学令我们如今所能掌握到的资料数量庞大，这项任务似乎无望达成。然而，这种印象事实上是有误导性的。尽管我们不能低估困难，但是，由于在过去半个世纪时间里所进行的准备性工作，这项任务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变得有可能完成。现在，对关于人的科学与关于社会的科学进行重新理论化（retheoretization）的进程已经进行了两代人的时间。这项新的发展尽管最初进展缓慢，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动力，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前进。完成这一任务的可能性正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它的完成是通过对各个单项研究中的相关资料进行综合理论化而实现的。关于代表问题的这些讲演用了新政治科学作为题目，其用意在于向读者介绍政治科学迄今为止尚不为普通公众所知的发展，同时也试图展示，对各个问题的单项研究已经至少使得我们能够尝试将这些单项研究的结果运用于政治当中的某个基本理论问题。


2


重新理论化运动的范围及成果并非广为人知。对此进行适当的描述将需要相当大的篇幅，此处不便展开。不过，为了回答阅读以下几个讲座的读者们必将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是必须就重新理论化的原因和意图给出一些提示。


令政治科学复归其原则意味着有必要进行某些恢复工作，原因在于对原则的意识丧失了。事实上，必须把重新理论化运动理解为从对科学的摧残中恢复元气。摧残科学是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时代的突出特征。实证主义对科学的摧残来源于两项根本假定。第一，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与其他因素共同促成这样的预设：使外部世界数学化的各门科学所运用的方法具有某种内在的优点。所有其他科学如果遵循这些科学的范例并接受这些方法作为典范，也将获得同样的成功。这个信念就其本身而言只是无害的癖好；一俟这种典范方法的热情崇拜者将其运用于他们各自的科学工作，却未能取得预想中的成功，这个信念就会逐渐消失。这个信念之所以变得危险，是因为它与第二个预设相结合，这就是，自然科学方法是评价理论相关性（theoretical relevance）的普遍标准。在这两个预设相结合的基础上导出一系列广为人知的论断：对现实（reality）的研究只有当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时才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用其他方式表达的问题都是虚伪的问题；尤其是，不应该追问那些不接受现象科学（the sciences of phenomena）方法所提供的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所有那些典范方法无从探究的存在领域都是不相关的；或者，讲得更为极端的话，这些领域压根不存在。


第二个预设是危险的真正根源。它是理解实证主义破坏性的关键所在，但它迄今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这项预设使理论相关性从属于方法，从而颠覆了科学的意义。科学就是对有关存在领域之本性的真理进行探索。凡是有助于这一探索获得成功的都与科学相关。事实（facts）是相关的（relevant），只要关于事实的知识有助于研究本质；而对于方法而言，只要能够有效地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就足够了。不同的对象要求不同的方法。对于试图理解柏拉图《理想国》含义的政治科学家而言，数学不会有多大用场；研究细胞结构的生物学家也不大需要古典语言学的方法和阐释学原则。这听起来平淡无奇。然而，对基本真相的漠视正是实证主义态度的特征之一，因此，有必要对显而易见之事进行阐述。不过，这种漠视在科学史上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想到此也许会是一个安慰，因为甚至连亚里士多德也不得不提醒当时某些令人生厌的人们，“有教养的人”不会指望在政治论文中找到数学式的精确性。


如果方法的适当性不是由它对于实现科学目标的有用程度来衡量，相反，如果方法的使用被作为评价科学的标准，那么，科学的意义，即科学作为关于现实结构的真实描述、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理论导向、以及作为人理解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伟大工具，就全然丧失了。科学开始于人在前科学时期的存在， 开始于他以身体、灵魂、智识和精神对这个世界的参与，开始于他对所有实存（being）领域所具有的初始把握——人肯定能够把握存在，因为他自身的本性正是诸存在领域的缩影。从这种初始的、混杂着浮躁与激情的认知参与中，浮现出一条崎岖的道路，即方法（methodos），其导向是以理论的态度对存在的秩序进行冷静关注。不过，就具体个案而言，方法是否正确的问题只能通过由终点反观起点来加以回答。如果所运用的方法对依稀可见之物赋予了实质性的明晰，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恰当的；如果它未能做到这一点，甚或，如果它对我们在具体情境中并不感兴趣的某些东西赋予了实质性的明晰，那么它就被证明是不恰当的。例如，在我们以前科学的方式对某个社会的秩序的参与中，在我们对于正确与错误、正义与不义的前科学的经验中，如果我们希冀对秩序的渊源及其有效性有深层的理论理解，我们也许会在努力过程中得出这样的理论：人类秩序的正义有赖于这一秩序参与到柏拉图的善（Agathon），或者亚里士多德的理性（Nous），或者斯多葛的逻格斯（Logos），或者托马斯•阿奎那的永恒理性（ratio aeterna）之中。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理论中也许没有一个令我们完全满意；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探索这样一种答案的过程中。然则，假如我们误入歧途，被引向“社会秩序是由权力意志和恐惧推动”的观念，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探究过程中的某处丢失了问题的本质——无论探索的结果在澄清社会秩序其他实质方面具有多大的价值。这样，通过由答案反观问题，我们便会知道，关于动机的心理学方法并不是探讨问题的适当方法；在这个具体事例中，依靠形而上学的思考和神学的符号化表达（symbolization）将是更好的。


使理论相关性从属于方法是从原则上颠覆了科学的含义。这种颠覆将导致无论何种方法都可能碰巧被选为典范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将原则和它的特殊表现形态仔细区分开来。离开这种区分，实证主义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范围几乎不可能被理解；而且，颇为可能的是，由于没有作出这种区分，对西方思想史中的这一重要环节所作出的恰当研究仍付阙如。当然，此处尚无法进行这样的分析，但是，为了能将形形色色的实证主义现象纳入视野，这里必须阐明分析应遵循的规则。假如将实证主义定义为某个杰出的实证主义思想家的学说——例如，假如用孔德的体系来界定实证主义——那就不可避免地导向错误的分析起点。这种颠覆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会使得原则模糊不清；使相关的现象本身无法被认识，因为不同典范方法的追随者往往会在教义层面互相对立。因此，较为可取的是，从牛顿体系对诸如伏尔泰这样的西方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印象出发；把这种影响视为一个情感中心，而颠覆的原则以及颠覆所采取的以物理学为榜样的特殊形式都可以独立地或者相互结合地从这个中心发散出来；并且探寻其可能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后果。这种方法值得推荐的特殊原因还在于：将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数学物理（mathematical physics）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中的做法几乎从未有人尝试过，原因很简单，这种尝试显然注定会失败。发现一种在功能上可与牛顿物理学中的引力定律相对应的社会现象“规律”的想法从未超出拿破仑时代狂热讨论的阶段。到了孔德时代，这一想法已经冷静下来，变成关于三个阶段的“规律”，这就是说，变成一种对历史之意义的荒谬的推测（speculation），并将这种推测解释为某种经验规律的发现。社会物理学（physique sociale）这一术语的命运典型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在早期的多样化特征。孔德想把这一术语用于他的实证主义推测，但他的意图受到挫折，因为凯特勒（Quetelet）在其统计学调查中擅用了这一术语；这样，那些确实能够进行量化的社会现象领域开始与另一类社会现象领域分离开来，在后者，模仿物理学的游戏成为物理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科学的半吊子涉猎者的共同消遣。因此，如果要将实证主义严格地解释为意味着通过运用数学化方法而发展社会科学，那么，人们或许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实证主义从未存在过；然而，如果实证主义被理解为试图通过运用与研究外部世界的科学所运用的方法尽可能相似的方法而使社会科学变成“科学的”，那么，这一意图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将会是驳杂多样的，尽管这并不是有意追求的后果。


实证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其理论问题必须以谨慎的方式予以表述。可以简要地列出实证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以便理解连接它们的纽带。将方法用作科学的尺度完全破坏了理论相关性。结果是，所有关于事实的命题，只要它们来自于对方法的正确运用，不论其相关性如何，都将被提升至科学的尊严地位。由于事实的海洋无穷无尽，科学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巨大扩展成为可能，这一方面为科学化的技术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导致毫不相干的知识之荒诞的积累，这些知识是通过大量的“研究项目”得来的。研究项目最有趣的特征是其产出结果中包含可量化的费用。更细致地考察以往实证主义所结出的奢靡花朵，并对这些花朵得以生长的学术花园进行一些反思，这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诱惑；然则，理论禁欲主义不允许享受这种园艺快乐。我们眼下关心的是这样一条原则：有人曾将这条原则表述为，所有知识都是平等的，如果这些事实在方法上具有确定性的话。事实之间的平等与特定情形中运用的方法无关。不相关事实的积累并不必然需要运用统计学方法；它完全可能在政治史、制度描述与观念史的批判性方法的外表下发生，或者在形形色色的语言学分支外表下发生。因此，积累那些未经理论消化（或许是无法消化）的事实——德国人为此新造了一个术语Materialhuberei（材料累积）——是实证主义的首要表现形式。由于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它比诸如“统一的科学”这样富有吸引力的怪诞说法更为重要。


然而，对于不相关事实的积累，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现象交织在一起。确实，那种仅仅包含不相关资料的大型研究项目即使存在，也会极为罕见。即使最糟糕的个例也会在某个地方包含一两页具有相关性的分析，而且可能会埋藏着星星点点的金子，等待某位慧眼识金的学者偶而发现之。实证主义现象出现在一个具有理论传统的文明之中，因之，一个完全不具有相关性的个例实际上不可能出现，因为在环境压力下，最为庞杂无用的资料收集也必须依据能使之与传统相联系的某条线索，无论这一线索多么单薄。即使最忠实的实证主义者，只要他有半点意识，遵循最高法院那些判决所指示的推理与先例，那么，他就很难写出一本完全没有价值的关于美国宪法的著作；即使这本书只是枯燥的报道，未将法官的推理——法官们并不总是最好的理论家——与关于政治和法律的批判性理论联系起来，那些资料也会迫使人们服从其自身的相关性体系。


较之易于辨认的对琐碎知识的积累，科学所受到的更深刻破坏来自实证主义的第二个表现，亦即在有缺陷的理论原则指导下运用相关资料。深受尊敬的学者们为消化历史资料贡献了大量学识，但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都白费了，因为他们在进行选择和阐释时所遵循的原则并无适当的理论基础，而是来自时代精神（Zeitgeist）、政治偏好或者个人的怪癖。属于这一类别的研究包括：由原始资料引申出希腊哲学对西方科学的建立有所“贡献”的希腊哲学史；发现柏拉图是新康德主义逻辑学先驱的柏拉图研究论文，或者根据一个时代的政治时髦，把柏拉图视为宪政主义者（constitutionalist）、乌托邦思想家、社会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的柏拉图研究论文；将政治界定为西方宪政主义从而无法在中世纪发现多少政治理论的政治观念史；或者是另一种不同的观念史，它从中世纪发现对宪政学说诸多“贡献”，但完全忽视众多的政治派别运动，这在宗教改革中达到顶峰；此外还有，由于基尔克（Gierke）相信，天意注定政治思想史和法律思想史在自己“真正的人（Realperson）”的理论中达到高潮，他所从事的共同体法（Genossenschaftsrecht）这样巨大的事业因而受到严重损害。在这一类型的事例中，损害的渊源不是无价值资料的积累；相反，这类论文经常是不可或缺的，因其包含关于事实的可靠信息（如参考文献目录、文本编辑上的批判性考订，等等）。损害的原因经常来自于阐释。一项原始资料的内容或许在最可能的限度内得到正确的描述，然而，由于忽略了实质性内容，这种描述也许会制造出一种完全虚假的图像。这些实质性内容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毫无批判性的阐释原则不允许把这些内容视为实质性的。毫无批判性的意见，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亦即柏拉图意义上的doxa），并不能取代科学中的理论。


实证主义的第三个表现是方法论的发展，尤其是在1870年到1920年半个世纪中的发展。实证主义赖以存在的根本原则是，通过从理论到方法的转变而导致对相关性的颠覆。就这一点而言，方法论运动是实证主义特有的一个环节。不过，它同时也有助于克服实证主义，因为它将方法的相关性普遍化，从而得以重新理解不同方法对于不同科学所具有的特定的适用性。例如，象胡塞尔（Husserl）或卡西尔（Cassirer）这样的思想家，在历史哲学方面仍然是笃信孔德的实证主义者；但是，胡塞尔对心理主义（psychologism）的批判以及卡西尔关于符号形式的哲学，却是朝着恢复理论相关性迈出的重要步骤。因此，这一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对此若无仔细而全面的研究，则难以进行一般性概括。只有一个问题能够而且必须被选择加以概括，因为它与对科学的摧毁有特殊关系，这就是通过在方法论上严格排除所有“价值判断”而使政治科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各门社会科学）变得“客观”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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