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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
面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黑格尔则试图从哲学的高度进行“调和工程”。受政治经济学和保守主义双重影响的黑格尔，思辨性地论证了基于个人私利的市场秩序与整合为共同体而非“社会”的美好愿望之间所可能存在的一致性。“黑格尔是褪去了面纱的伯克”，分析了社会体系背后的伦理原则，并认为现代人因为明白和接受了这些体系背后的伦理精神，而有利于迈向更高的共同体生活。他跟默瑟尔一样，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归属感，但跟默瑟尔不同的是，他不是守护传统社会，而是向往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包容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巨大挑战就在于，既使人们享有个体性和主体性，同时又将这些个体联系起来，让他们认同社会体系，从中找到真正的归属感。新教伦理便是既允许自私自利又超越自私自利的一种方式。新教伦理比天主教伦理进步的地方就在于，它将精神力量从彼岸转向了现世，从少数精英的高尚道德转变为社会整体的伦理规范。这一点其实已经预示着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亲和性的经典论述。此外，黑格尔反对自由主义者从契约角度对家庭、国家和行会的理解，他将它们视为是超越商业社会和自私自利的利他主义集体，而不是契约关系。
或许，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黑格尔在自私个体与利他共同体之间的平衡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他将“上帝”和国家置于个体的自由交换之上。当资本主义出现严重危机时，对共同体的渴求很可能会压倒个体的自由和自私。于是，面对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的无序性和无根性，弗莱尔等人开始更加怀念和依恋乡村共同体，向往民族共同体。这就使默瑟尔、伯克等人的温和保守主义逐渐走向极端保守主义，企图通过战争和极权国家来实现共同体的复兴，最终却为法里斯主义铺就了道路。
少数人的剥削与多数人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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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