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特殊的工业社会理论：20世纪的工业现实

“旧时的公司将它们的权威建立在国家政府授予的代表权的基础之上。新的、现代的公司，即统治着我们的工业现实的公司，则将其权威原则性地置于代表公民自身的个人财产权的基础之上。它是作为十九世纪一个独立领域里的机构登台亮相的，在这一领域里，个人财产权给人以身份和功能并产生合法性权力。

“现代的公司因此是政治的机构，其目的是在工业领域里创造合法性权力。”（P59-60）

“历史上很少有公共机构像公司这样取得过如此成功的。几乎不必多费笔墨来指出公司经营管理者们的惊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在目前的这种战时经济导入之前，任何一个工业国家里的大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对更大数目的人民的生活和生计，都要比大多数政治当权者有更大的影响力。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就物价、工薪、工作时间和产量所作出的决定，引导并浇铸了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并且最终引导并浇铸了整个社会的生活。

“但是与契约理论的假设正相反，我们的工业系统的经营管理权已不再以个人的财产权为基础。它已不再得自于这种财产权，不再受控或受判于这种权利的拥有者，不再对这些拥有者负责。在现代公司里，决定性的权力，即经理们的权力，不是得自于任何别的人，而是得自于他们自己，也不受控于任何人或任何事，并且不向任何人负责。它成了最完全意义上的无根基、无正当性、不受控制，且不向谁负责任的权力。”（P61-62）

“总而言之，我们的工业经济已经分裂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由各种工厂、机器以及经理和工人组成的‘实’的经济，另一个是由可转让证券、法律上的资格和空幻的业主身份权利组成的‘符号’经济。……‘运转企业’是被当作在股票持有者的财产权之外和超越股票持有者的财产权而存在的，而且是被认为不受市场波动和市场景气影响的。我们今天到处能发现基于‘运转企业’必须得到维持和加强这一假设的经济政策，即使以抛弃股票持有者和市场的价格体系二者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符号’经济是属于市场的，里面奉行的是十九世纪的关于财产地位的假设。

3、从卢梭到希特勒：对唯理性自由主义的批判

“自由社会乃是其社会构成要素领域按照社会成员负责任的决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只有把人从根本上看作是天生的不完美且不能臻于完美的——不过却要为这种不完美和不能臻于完美负责——自由社会才有可能。假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不论多大或多小——被认为是天生的完美或可臻完美的，那就不可能有自由。声称完美或可臻完美，无非是要求绝对统治权而已。

“自由并不是最高目标。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目标，而只是一种组织原则。它并不是一个前提，它是根据基督教关于人的天性的教义得出的结论。选择的权利和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才是真正的前提。换言之，自由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法理形式，它是一种信念——相信人类既是‘光荣的，却又是不幸的生命’。”（P125-127）

4、保守之路：自由的工业新社会

“我们知道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所需具备的要求。首先，它必须给予工业系统里的工业成员以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它必须能够把个人整合入一个社会目的。它必须给个人的目的、行为、欲望和理想以社会意义，而且还必须给机构、制度和群体目标以个人意义。

“其次，工业系统内部的权力必须成为合法性统治，其权威必须得自于社会认可为社会和政治权力合法基础的道德原则。而据以实施这种统治的制度，则必须是为实现社会的基本目的而组织的。

“我们也知道自由的先决条件。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有政治自由：一个受到控制、限制和负责任的政府。它必须是在社会构成要素领域里，以公民的负责任的决定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它必须有民主政治；而且仅有纯法律上、纯形式上的民主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公民对政府及其决定的真正负责任的参与。

“最后，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政治政府和社会统治必须是分离的，二者必须是彼此独立于对方的。每一方都必须受到限制，且每一方都必须限制、抗衡和制约另一方。二者最终都是服务于同一个社会目的的。但是，它们的权威必须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政治政府的基础必须是一种正式的司法原则；政治制度的基础则是社会生活的形式框架。社会统治的基础必须是有实现可能的实实在在的社会目的，因为社会这一实体是通过社会统治而找到其制度组织的。这两个原则并行不悖，在这两个原则之上的制度抗衡，两个合法性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这些就是既反对无政府状态，又反对专制政治的自由的最终防卫措施。”（P201-202）

“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工业社会将为何种社会目标而进行组织，我们就无法绘制其蓝图。我们当然得建立一整套新的社会制度。我们当然得对我们现有的制度作重大的变革。而且，我们正面临着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紧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然而，我们却无法制订未来社会的详细计划，也无法为它制作一个小规模模型。

六．              就书中“社会”的概念的联想

亨利.梅恩有名言：历史已从身份转移到了合同。他的意思是说，以前身份的确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由此再衍生出人和财产的关系。现在则是财产与财产之间关系——合同的本质——决定着没有其他社会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身份关系。换言之，个人是通过财产才被整合进入社会的，而大多数没有财产。

不禁联想到06年上映的《疯狂的石头》的场景，三个强盗必然不能在社会功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如片中所言：“骗，我们不专业呀！”“绑架，我们不专业呀！”这三个无产者说“这回就有项目了”“事业处于上升期”，这悲哀地说明了连一个没有财产能力的人都对市场契约法则深信不疑。

事实上，正如德鲁克分析的那样，对于无功能又无身份的个人而言，社会是不合理的、不可测的。无根的个人是一个被放逐者。因为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的缺失把人逐出其同类的社会，他看不到社会存在，他只看到种种恶势力。

曙光工艺品厂被私企兼并，厂地将建成酒店式公寓。当愤怒的工人质问厂长：“你为什么把厂子卖了？”厂长的回答只一句：“我会给你发工资的。”这一句话，也标志着几百名工人也脱离了德鲁克所定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