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从友好合作到分道扬镳——关于本人与《学术界》关系的简单说明
时间:2010年1月23日 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 来源: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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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是安徽省社科联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双月刊。在1999年10月之前，我跟这份刊物没有任何关系。那一年的10月的某一天，这份杂志的袁社长屈尊造访寒舍，尽管此前素不相识，但晤谈甚为投机，遂约定从2000年第一期起，双方合作，对该刊进行全新该版。  

本人是一个急性子的山东人。在没有任何物质回报的前提下，自告奋勇，聘顾问，请编委，设栏目，约文稿，一鼓作气。到2000年初的时候，焕然一新的《学术界》伴随着新世纪的第一春降生。  

改版的第一年，我挂了一个“执行主编”的名义，我的主要工作是“二传手”——推荐、转送师友们的得意之作。单2000年第1-6期即发表了我经手的77篇文章，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已故思想家李慎之先生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原所长资中筠教授的《论美国强盛之道》、当时任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冯胜利的《汉语韵律句法学引论》、中国政法大学龙卫球教授的《法律主体概念的基础性分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牛大勇的《哈佛大学历史教学调查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的《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禄秩等级制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的《中西伦理传统与当代国际干涉》、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明的《人性与市场经济》、河南大学《史学月刊》周祥森编审的《试析史学评论界“栽花”风盛行的原因》、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王若水先生的《“异化”这个译名》、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祚昌的《西南联大忆旧——兼论“西南联大精神”》、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世洞的《<五月华公约>考实》、原复旦大学副校长蔡尚思教授的《我的学术之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的《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郑元者的《“只要有路，我还将走下去”——蒋孔阳先生的最后十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莫砺锋的《程千帆评传》、原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俞荣根教授的《社会科学的机遇与挑战——来自西部大开发的启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张伟然教授的《英雄手段 教授生涯——关于“陈国生现象”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伍铁平的《我国语言文字学界不存在伪科学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的《如何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兼答任史识先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从程序的角度看“长江读书奖”》、原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院士的《还是一视同仁为好——关于高层次人才使用问题的建议》、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绪贻的《“百年树人”关系民族前途》、北京大学社会发展所尹保云教授的《象牙塔里的尘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的《历史的警钟在长鸣》、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袁济喜的《学术腐败与道德危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郭齐勇的《以仁心说 以学心听 以公心辨——略说批评与反批评的风格》、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教授葛剑雄的《我对于学术批评的态度》等。回想起来，自己之能够有机会为这么多自己所敬重的师友当“二传手”，至今仍中心快藉。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客串编辑行当而获得的愉快经验。  

另一个得意之处是，“学术批评”、“学人论语”、“学问人生”、“封面人物”等《学术界》的特色栏目，也都是我这个外行异想天开的结果。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三年之后，时过境迁。到了《学术界》与某些学界无赖背后交易、杂志社的社长言而无信的时候，缘分也就尽了。道不同，不相谋。于是，从2004年6月开始，我终于和这份刊物一刀两断：第一，谢绝再挂该刊的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名义；第二，不再向该刊投稿；第三，也不再向该刊转送任何稿件；第四，谢绝赠刊。  

意外的麻烦是，一些热心的师友依然不明就里，至今仍不时传来给该刊的文章，但他们不知道，我早就不再是这家刊物的“二传手”了。为此，我只能委婉谢绝，并表达歉意。今天之写下这点说明，也是为了彻底免除这道麻烦。如果哪位师友愿意继续给《学术界》稿子，还是直接寄送罢。  

《学术界》杂志社的社长曾多次表白，这份刊物改版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按本人的编辑思想编辑的。无论这是真的假话还是假的真话，这家刊物——无论是光荣还是耻辱——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而且，可以肯定，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关系。  

一切的一切，已经随风而飘逝。俱往矣。  

2005年10月28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5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