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24） 周兆呈
不久前，在一次聚会上与前来新加坡招商的中国某市领导碰面。该领导接近中年，说话利落，大力推荐自己城市的优势、商机、优惠时，极富感染力。其后在饭桌上的叙谈，更加直接、不兜圈子，他对几位新加坡商人说，如果对一些项目有兴趣，就应该尽快抓住机会，他会全力配合，否则再过几年，项目大小对他而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虽然以看似说笑的口气，却明显表达出真实心态。当然，要理解他的想法，就要对中国官员任用体制中的拼政绩现象有所了解。运用得好，可以提高项目运行的效率以及官员的积极性，但更多的时候，埋下的是急功近利、短线操作的苦果。
　　在中国急速的发展中，无论城市面貌还是官员晋升调任，都同样频繁快速。发展才是硬道理，在集中资源、减少思想争议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加剧了当政者急功近利的目标和心态，使得经济、外资、城建成为最受重视、也是衡量能力和政绩的最重要指标。长远规划、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往往流于口号和会议文件，却不是实际考核的标尺。 　　外来资本在中国的“打拼”与合作，很多时候就是游刃于中国的政策变化之间，既要善用中国的开放政策抓住机遇，又要不断学习与适应如何在其中避免受到误伤。 　　中国的《新周刊》上周刊登了《中国的三个“新加坡”》，总结新加坡与中国在官方层面发展的三个项目：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和广州知识城。文章说，从苏州工业园区的“软件转移”到天津生态城的“经验共享”，从好为人师到在商言商，新加坡通过不断了解中国来修正自己的合作态度、方法，一以贯之的是经济理性：商业上的可持续性。 　　这或许确实是新加坡的心得。今年是新中建交20周年，这三个项目的模式、内容的变化，新中的互动、合作、摩擦的过程，都可以作为20年来彼此认知不断调整、持续学习双方观念的观照。 　　已经开工的天津生态城，早前就有所耳闻双方存在理念上的冲突。早报几天前刊登了对天津生态城新中双方团队负责人的专访，两相对照之下，在了解分歧的同时，也可以发现与苏州工业园相比，双方的进步所在。 　　生态城原本规划三至五年内建成起步区，然而动工不久，管委会根据形势变化，要“抢占先机、抢占商机、抢占发展的制高点”，加快建设速度，并扩大起步区的范围，中方的表述是“其实双方最初约定的起步区是三平方公里，后来对外讲的是四平方公里，但实际上我们干了八平方公里。” 　　这是中国在建设过程中的特色体现，计划往往不如变化，规划和设计只是最初的起步参考工具，实际的节奏需要依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对于这样的特色，从正面角度看，属于具有充分灵活性，应对及时，但从负面角度看，则存在长官意志、随心所欲改变既定规则、追求短期效应的可能。而新加坡团队往往习惯按部就班、根据制定的规划一丝不苟地执行，长处在于目标清晰、步骤井然，并且有所依循，所涉各方清楚职责所在，但也可能存在机械教条、僵化死板。两种文化产生冲突，是很自然的事情。 　　要如何判断是非、是否改变规划，端赖于就事论事，既不可对中国官员的政绩体系下的决策一概而论，因此一味坚持、寸步不让，也不可冒进快上，追求形象。
合作仅仅不到两年，中方和新方负责人都能够坦然地面对媒体，公开谈论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对此进行直率的分析和讨论。这一点与当年苏州工业园区项目的矛盾在多年以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相比，“透明度”显然提高不少，其中也彰显了一些国情变化的背景因素对新中关系的影响。
　　首先是新中对彼此的了解和认知的程度发生了变化。中国这10多年间的进步、对外接触的扩大、视野的增强，与当年苏州工业园区合作时的纯粹的学习心态，已今非昔比。对形势的判断能力、对自我主张的坚持，也更有自信。新加坡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适应，并提供切实增值的内容，才能够继续被借重。 　　其次，天津生态城处理手法的改变，也可以展现双方开放心态的增强。双方官员过去对于合作中的矛盾和分歧，基本上讳莫如深，生怕公开之后会给彼此的合作蒙上阴影，因此一直努力营造一团和气、皆大欢喜的印象。如今合作不久就能够公开谈论，不乏反思与检讨，这层窗户纸捅破之后，反而令外界增添信心，才真正符合现代的传播与公关形象。 　　除了官方层面的“三个新加坡”之外，还有类似三达集团开发襄樊鱼梁洲等新加坡民间资本在中国一些城市的投资项目，都会持续接触、了解中国不同层级的特性、风格以及理念。官员需要学习，民间也同样需要学习，并且互为借鉴。未来若是有“第四个新加坡”，那一定是结合了三者的经验教训、因应新格局的产物。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兼《新汇点》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