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2日，体育总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原水上中心主任韦迪担任足管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同时免去南勇与杨一民在中国足协的一切职务。
　　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在通气会上说道：“去年以来，公安部门对利用非法手段操纵比赛、赌球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对于惩治腐败决心很大，迅速行动并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工作，取得积极成果。这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赏，让人们看到了振兴中国足球希望。”
　　一年前，“并不被人们看好的”的南勇上任之时，中国足球的局面更多地被称为是“烂瘫子”。
　　2008年，世界杯、奥运会、亚青赛、亚少赛……各国字号一路战败，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中国之队”项目连年来都处于亏损状态。按照当年中超联赛的财务决算，每家俱乐部得到了750箱啤酒和一台打印机，另外只有150万“分红”，加起来不足200万的分红比最好时候少了一半，中国足球也“面临崩盘”危险境地。
　　尤其是国足08奥运惨败使时任足协掌门人谢亚龙成为舆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绝大多数人指责谢亚龙难胜其职。北京奥运会后，在“谢亚龙离开足协”成定局后，有关足协新掌门的猜测版本可谓花样翻新，被称为“钉子户”的“南勇”呼声最高。
　　这位说着流利的朝鲜语、英语的“官员”的简历显示，其几乎是伴随着中国足球的职业发展一路走来。
　　　2001年，其作为代表团团长率中国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冲击世界杯成功；2002年，继续作为代表团团长率中国足球队参加2002韩日世界杯。2008年奥运会中国足球惨遭重挫，只有杀进奥运8强的女足表现尚有可圈可点之处，南勇负责女足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对老帅商瑞华的任用做到了人尽其才。
　　直至2009年1月，做了足协4年副主任的他被扶正，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在足协任职期间，南勇在亚足联和国际足联均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成为中国足球外交方面的代表。
　　作为已经在足协工作了十年的老熟人，对中国足球的了解与多年积淀的丰富经验使得南勇被扶正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其“铁腕”的管理能力还是遭受一部分人的置疑。
　　在这点上，南勇在年初接替谢亚龙担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职务后，就职宣言中也曾表示过：“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水平和能力距离这个岗位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是我会努力做到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今后足协将切实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在足协内部树正气，端正工作态度和作风，努力工作。”
　　在之后的中超中甲联赛工作会议上，南勇曾明确表示要整肃中国足球，“今年我们将对违法者进行严厉打击，绝对不允许有任何涉及假赌黑的情况出现，一旦这类事件发生，我们决不手软。我希望大家都能遵纪守法，共同为中国足球创建一个良好的、法制的生存环境，千万不要有人撞到我的枪口上！”
　　不过，想要从自身做起的南勇却没料想到一年后，自己也会被“专案组带走”。
　　留下一摊事
　　当然，此时的南勇也留下了“一摊子”事。
　　事实上，在南勇上任后，他自己则要面临四大任务　，除了“向中超赞助商追债5000万，挽回损失，给中超联赛找到赞助商”的棘手任务外，更重要的是“重振青少年培养体系，拯救中国足球根基　”、“整顿中国足球环境，重新树立形象”这样关系着“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最为基础，也是最为“关键”的工作。
　　在足协内部会议上，南勇曾做了一个年度计划，2009年底，其还有四件事要办：足代会的召开、中超准入标准的制定、足协内部机构改革的推行，最后就是香河基地的售卖。
　　这几件是南勇极力想促成的事情，在其看来，做成了，将给中国足协打上南勇的烙印，对未来中国足球的发展也是极其有影响的。
　　其中，可能最让人们关注的就是“中超准入标准的修改”，这次中超准入制度的修改，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体育总局高层的压力。崔大林积极推行中超准入制度的改革，在他的要求下，南勇主持会议修改“中超18条”，最后扩写成了54条。　
　　有消息称，当足协相关人员把扩写成三倍的厚厚一叠文件放在南勇跟前时，他还调侃说：“看到这份文件，我眼前一亮。”　　　在前不久昆明中超委员会会议完成对准入制度的征求意见后，南勇开始实施酝酿已久的机构改革，他的初稿计划是重新设立“国家队办公室”，主管各级国字号队伍，其次是设立“青少年委员会”，中超业务划归中超公司。　
　　但是机构改革本身牵扯众多部门，这些机构调整对多年的足协工作来说是革命性的，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南勇的另一个想法就是要售卖香河基地。目前香河基地每年都要足协投入资金维持运转，这对于财务上并不宽裕的足协而言无疑是有困难的，南勇因此意欲以售卖或者共同管理的方式来经营，以期扭亏为盈。
　　但“人走屋空”，南勇留下的这摊事，又将落到谁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