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复苏是真的吗？

2010-1-20

　　看来我们终于不必经受第二次大萧条了。是谁拯救了我们？答案基本上是“大政府”。
　　应该清楚的是：经济状况依然很糟糕，可能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差。衰退以来，美国国内已经失去了67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要算尚在增长的适龄工作人口的就业需求，我们应该要有而实际尚缺的工作岗位是900万个。就业市场仍未好转，短期失业率数据的一点下降也许只是个统计彩头。我们尚未达到真正有起色的那一点；眼下值得庆幸的是，经济有舒缓的迹象。
　　总体而言，最新的经济报告显示，经济已从崩溃的边缘折回了几步。几个月前，掉入深渊的可能性几成事实。
　　2008年末的金融恐慌，在某种程度上，跟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业恐慌同样严重，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主要经济指标——世界贸易、全球工业产出、甚至股票价格——都在以1929年至1930年时相同或更快的速度下滑。不过20世纪30年代的趋势是直线下滑。而这一次，只一年，下滑趋势就有终结的迹象。
　　是什么让我们没有全面重蹈大萧条覆辙？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因为政府扮演了与以往不同的角色。也许在此次危机中政府角色中最重要的方面并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没做什么。不同于私人部门，联邦政府没有在其收入下降之时大量削减开支。
　　州和地方政府是另一码事。税收收入大幅下降，而社保支票仍在开出；医疗保险仍在偿付医院账单；联邦雇员，从法官到公园管理员到士兵，都仍在发工资。所有这一切为经济在需要支持的时候提供了支持，这一点不同于之前1930年的情形，那时联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要小很多。这意味着预算赤字——正常时期的坏现象——眼前却实在是好东西。
　　除了具备“自动”稳定效应之外，政府还进一步着手救助金融部门。你可能会说对金融企业的救助可以也应该做得更好，纳税人承担得太多而得到的太少。而即便意识到没有救援的情况下事情会变得更糟，你依旧可能对所采取的金融救助过程不满，甚至会愤怒。但关键是，政府没有像1930年那样在大部分的银行业系统崩溃时甩手不管，这也是我们没有再经历一次大萧条的另一个原因。
　　正是政府的主动出击，或者说政府对经济复苏至少起了点作用，并且不是可有可无的作用。从一开始我就认为《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即所谓的奥巴马刺激计划，规模太小。尽管如此，有数据表明，与没有该项计划的情形相比，现在增加了约100万就业人口——这一数字在刺激过程中还会上升。
　　总之，可以说政府在此次经济危机中扮演了关键性的稳定角色。罗纳德·里根错了：有时候私人部门是问题，而政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你难道不该为政府现正由一帮不厌恶政府的人操持感到高兴吗？
　　我们不知道，要是麦凯恩·佩林管理团队会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然而，我们知道在野的共和党都说了些什么——归结起来就是要求政府别挡在可能导向衰退的路上。
　　我不只是针对“对刺激计划的反对”，共和党的头脑们也要废黜掉自动稳定功能。在2009年3月份，众议院少数派领袖约翰·波纳（John Boehner）声言由于民众日子不好过，“此刻应要求政府勒紧裤带并向美国人民展示我们在‘做’”。幸亏，他的建议没被采纳。
　　我对经济还是十分地担忧，我担心（仍有很大的可能性）：失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保持高位。好在看来我们已经力挽狂澜：大难似乎不再可能。而由理解政府优越性的人操持着的“大政府”，是问题的答案。
　　银行尚未复苏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双城记》如此开头。可能确实不算最坏，但肯定不好。对比一下少数企业拥有的巨大好运和另一些企业未来将继续遭受的苦难间的落差，我们就不难明了了。
　　我说的是银行的状态。幸运的少数溢满大多数的新闻标题，当高盛获得创纪录的高利润和支付巨额奖金时，美国其他那些因为华尔街不景气的受害者，继续流血工作。
　　当然这不是一个繁荣的银行与苦难的工人间的简单例子：实际上，银行的贷款（而不是交易业务）仍然处于困境。最值得注意的是，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在2009年早些时候谈及国有化时保持沉默，声称他们已经恢复盈利，现在，你猜对了，再次出现亏损。
　　问一下高盛的人，他们会告诉你，这不关其他人的事，他们拥有的就是他们所挣的。但正如奥巴马政府的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言：“当下没有一家存活的金融机构不是直接或间接受益于纳税人对金融系统上万亿美元的支持。”
　　事实上，高盛在交易业务中收益颇丰，它得庆幸是政府冒险投入的大量公共资金，从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到扩大对高盛的诸多证券提供保证，才使得它能继续玩这个游戏。
　　萨默斯也是布什政府银行政策的构建者之一，该政策直至现在还对金融机构宽容并希望他们自我修复。为什么萨默斯的态度会发生转变？政府官员对金融业的愤怒，是因为就在它们获取纳税人的巨额救助金短短几月后，却激烈游说抵制改革。
　　公众必须知道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当整个华尔街濒于崩溃的时候，他们遵循的是温和的政策，给他们提供帮助却不加以束缚。这令他们对于像高盛这样获得大收益的公司鲜有影响。
　　但更大的问题是：当金融中追求利益的那一方，又称交易业务，再次获得高利润，银行真正重要的那一块推动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贷款业务，却非如此。主要的银行在财务上仍然薄弱，这种弱势损害了整个经济。
　　2009年早些时候，有一个关于如何获取银行贷款的大辩论。一些分析者，包括我在内，认为，至少一些主要的银行需要纳税人的大量资本注入。而唯一的方法，就是暂时国有化那些最困难的银行。然而，在银行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相继爆出惊人的利润，这场辩论慢慢消失了。我们被告知，一切都很好，现在银行们又再次赢利。
　　但是在恢复到一个健全的银行系统的过程中，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都宣布第三季度亏损。发生了什么事情？部分原因是，那些早期的利润是会计师们想像力虚构的一部分。在危机的第一阶段，普通大众为华尔街的不当行为受罚。现在广泛的经济困境，特别是持续高企的失业率，导致了按揭贷款和信用卡业务的巨大损失。
　　现在的情况是：许多银行的继续疲软致使经济持续困难。银行们仍然不愿提供贷款给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是强劲复苏过程中必需的。
　　那么现在怎么办？萨默斯先生仍然坚持说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他说，政府提供更多的资金，不再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战略。在任何情况下，作为政策问题，对于银行采取激进措施时刻很明显已经过去了。
　　当下最主要的事情可能是提供极尽可能的支持来帮助就业增长。幸运的话，经济的改善将增强银行的信心，使它们更愿意发放贷款。
　　除此之外，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有效的金融改革。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银行们很快会冒比它们迈向这一危机时更大的风险。毕竟，过去几个月的教训已经很清楚，当银行家们用别人的钱赌博时，人头一面是他们赢钱，而字的一面是我们输钱，反正都是他们赢。

　　增长率的实际意义
　　虽然经济有些缓和，但经济体仍在流失岗位，怎么可能会失业率下降。对此的回答会让你觉得有点恼火。
　　首先，岗位数据和失业数据取自于不同的调查——前者是用人单位调查，后者是家庭调查。有时候用这种方法雇佣率上升了而另一种方法则是下降的，虽然岗位数据碰巧没出现大的差别。而用人单位调查被认为是测量岗位逐月变动量更可靠的方法。
　　其次，我们是如何测量失业的？与一些报道者所想象的不同，它与失业保险申领没有任何关系。广义失业值不是包括了那些放弃并不再找工作的人？是的。不过根据该调查，这并不是那么多人离开劳动力大军的原因。
　　应该牢记在心的是这些方法都不完善，多少都有点受制于干扰因素。当劳动力市场趋势方向很强时，这些测量就会随之移动。但当遇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境——就业状况下沉，而不是猛降——信号就可能是混杂的。
　　不过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经济有所稳定——但这肯定还不是好转。为什么3.5%的增长率是不够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只有两次失业率像现在这么高：1981年的第二季度和1974年5月的萧条。
　　第四十任美国总统里根自1981年上任后将所得税降低了25%、减少通货膨胀、降低利率、扩大军费开支、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债，使美国经济在历经1981年～1982年的急剧衰退后，于1982年开始了非常茁壮的经济成长，被称为“里根经济学”。1974年美国总统是福特。文中图表给出了两次衰退后六个季度的GDP增长情况。
　　这再一次说明，3.5%的增长已经比零增长好很多。但是我们需要一连串的两倍甚至更高的增长率。在我看来，就像艾文雷（Ryan Avent）指出的那样，即使是V型的复苏也要很长时间才能使失业率下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为了理解3.5%的增长率到底意味着或不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克林顿时期。整个八年的时间内，实际GDP平均增长率为3.7%（很少人真正意识到克林顿时期数据有多么好）。在同样时间段内，失业率从7.4%下降到了3.9%，有3.5个百分点的下降。
　　如果我们认为2009年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多少和克林顿时期的平均增长率等同，我们仍要经过八年这样的增长，才能期盼失业率从现在的9.7%下降到仍不让人舒服的6.3%。这大约需要我们用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勉强达到充分就业。
　　美联储的政策引人瞩目，但如果我们用泰勒规则来假设零利率时失业率下降到7%左右，美联储要在今后六年里坚持这样的利率。
　　我们需要更快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