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很多。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粮食需求刚性增加；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产储粮积极性降低；民间储备规模大幅缩减：全球粮食储备量迅速降低、生物燃料兴起、外资进入流通领域等诸多市场约束因素；这些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粮食需求刚性增加
　　1.人口规模刚性增加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尽管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人口增长率得到有效的控制，我国新增人口仍将以每年1200万至1300万的速度递增，无疑增加了对粮食产量和粮食储备的需求，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呈下降趋势。我们预测2020年我国人口数量为14亿～14.3亿人，粮食消费总量为5.68亿吨～5.86亿吨。如果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201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3.6亿，2020年为14.7亿人。这意味着即使维持人均粮食400公斤的水平，中国最终粮食年消费水平也要达到5.88亿吨或者更多，至少需要比2007年增产13%。但无论从哪种预测结果判断，不断增长的人口都将对我国粮食生产和储备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
　　2.食物结构升级
　　随着人民生活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对粮食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人民的膳食营养结构将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接近亚洲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膳食营养结构和水平：人均每日供给热能基本维持在2600大卡，人均每日供给蛋白质80克，其中优质蛋白质接近50%，人均每日供给脂肪78克，动物性脂肪占35%。食物结构高级化的结果，不是对粮食需求量的减少而是大幅度的增加。虽然口粮的需求相对增加不大甚至减少，但饲料粮的需要增加较大。我们预测，到2020年我国饲料粮食需求量将达到2.6亿吨，以人均粮食消费400公斤为目标，饲料粮的消费将占到粮食总消费的47%。此外，据预测，2010年我国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17.8公斤，消费需求总量2410万吨；2020年人均消费量20公斤，消费需求总量将达到2900万吨。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对粮食生产造成冲击
　　过去25年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年GDP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左右。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也是城市化的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不仅人口要进城，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也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然而，工业化、城镇化对粮食生产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为农业产业化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技术支持，缓减农业系统压力，有益于农业发展、粮食生产；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诱使更多农民退出粮食生产，抬高粮食生产机会成本，挤占粮食生产资源要素，尤其是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我国虽然国土辽阔，但平原只占12%。工厂、城市和道路主要都是建设在平原，而平原又是中国最宝贵的农业资源。所以，土地以及粮食供给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矛盾就成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是未来粮食增产的制约因素之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范围出现粮食生产能力持续大幅度萎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这个国家会进入矛盾凸显期，由于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加剧，处理得好，能够顺利发展，经济发展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处理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或倒退。专家认为，中国为达到目标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即使达到了人均GDP3000多美元，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8年我国人均GDP22640元，约3313美元。已经处于矛盾激化的敏感期，而人均GDP的增长往往要求消费更多的粮食。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粮食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及由此带来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直接的粮食消费越来越多的转向了间接的粮食消费，人们以间接的方式更快地消耗粮食，肉、蛋、奶和粮食加工品等的消费比重开始快速增加。近年来，这一趋势在亚洲和拉美的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凸显。生长1公斤牛肉大约需要8公斤谷物饲料，1公斤鸡肉大约需要2公斤谷物饲料。2008年，全世界用作饲料用途的粮食达7.6亿吨。粮食除饲料之外的另一大用途是酿酒，例如在中国，生产1公斤普通白酒大约需要粮食2～3公斤，而酿造1公斤茅台或五粮液这样的高档白酒则需要消耗近5公斤粮食。
　　农户储粮积极性降低，民间储备规模大幅缩减
　　2002年国家放开粮食购销以来，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农户的粮食储备行为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储备量增长趋缓，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不同农产储粮水平差距拉大，越来越多的农产粮食消费要依赖市场。这些变化对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农产的粮食需求依赖市场供给，一旦市场供给出现问题，不仅城市居民的粮食供给要出现风险，这部分农户的粮食供给也面临相同的风险，从整体看增加了国家的粮食供给风险。另一方面，中国农产余粮本来分布就不均衡，东南沿海及西北、西南一些省区的农产存粮一直在安全线以下，“粮改”以来，沿海主销区的粮食生产进一步下降，缺粮区和余粮区之间尚未建立稳定的粮食购销协作关系，一旦粮食供应偏紧或者消费者形成粮食紧张预期，主销区可能出现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市场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
　　全球粮食储备量迅速降低，世界各国高度控制粮源的趋势加剧
　　2009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粮食展望》指出，2009／2010年产量将会低于2008年产量，下降3%至2218.8百万吨（仍是历史第二高产量）。其中小麦和粗粮的产量将小幅减少，稻米的产量将略有增加，增长0.9%至464.5百万吨；谷物的消费将与人口增长相适应。估计库存变化不大。在主要谷物，世界小麦库存预计将保持不变，大米增加，但粗粮可能下降。
　　全球粮食产量增长难以满足消费需求增长的需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测算，近10年来全球谷物消费需求增加2200亿公斤，年均增长1.1%；产量增加1000亿公斤，年均增长0.5%。从库存情况看，全球粮食库存处于历史低位。目前，世界谷物库存消费比已接近30年来最低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报告，2007～2008年度世界库存量与使用量的比值大米为24.7%，小麦为22.3%，粗粮仅为16.4%，均显著低于5年前的水平。2007年，全球粮食储备总量已经下跌到3.09亿吨，仅仅相当于54天的全球消费量，而1999年全球粮食储备水平相当于115天的全球消费量。衡量粮食安全重要指标的存储与消费比率已由2006～2007年的20.7%降低到2007～2008年的19.2%。今后受全球人口增长、耕地和水资源约束以及气候异常等因素影响，全球粮食供求将长期趋紧。

　　目前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扬已经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为了掌握充足的粮源、保障国内粮食安全，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自动取消粮食出口补贴和进口关税的办法。粮食贸易调控的重点逐步转向抑制出口和增加进口、扩大粮源，已成为近期国际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预计今后一段时期，粮食市场的保护会趋于弱化，各国贸易政策的重点将是通过各种手段争取掌握更多的粮源。此外，金融危机也给世界粮食生产带来不利影响。目前世界重要的粮食生产国如美国、一些欧洲国家和巴西等出现信贷紧缩，粮食生产者在获得生产所需的资金和贷款方面将面临困难，有可能会影响下一年度世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我国利用国际市场弥补国内个别粮油品种供给不足的难度增大。
　　生物燃料兴起，进一步加剧粮食短缺
　　近年来，由于全球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储量的不断减少，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开始积极推动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跟进。美国《2007能源法案》设定了可再生能源强制使用量：2008年为85亿加仑，2009年为105亿加仑，2010年为120亿加仑，此后5年每年递增5亿加仑，到2015年达到150亿加仑。2016年以后，开始增加新型生物燃料（如纤维素乙醇等）使用量，每年递增30亿加仑，到2022年达到360亿加仑。欧盟确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达到20%，生物燃料的比例达到10%。德国确定的目标是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达到50%，生物燃料的比例到2015年达到8%，2020年达到17%。
　　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生物燃料加剧了粮食供求矛盾，传统农产品出口大国将由于自身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而减少出口，资源不富裕的国家将随着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而增加进口，各国对粮源的控制与争夺将日趋激烈。据粮农组织统计，2000年至2007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物燃料生产增长了两倍以上；在今后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用于生物燃料生产的甘蔗、玉米等农产品需求将会持续增加，给粮价上涨带来压力。对此，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警告说，生物燃料生产给土地利用等带来威胁，有关国家在制定生物燃料政策时应考虑世界粮食安全形势。如果各国不能立即采取行动，未来粮食市场的投机活动将会把世界推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我国虽然实行生物能源非粮方针，生物质能源对我国粮食安全尚未产生明显影响，但世界粮食生物能源的推广，对世界粮食消费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我国的间接影响和潜在影响也必须引起重视。
　　国际粮价高位运行，粮食安全风险加大
　　目前，各种国际权威机构普遍预测，国际粮食价格将继续维持在高位运行。一是粮食价格能源化。由于石油价格猛涨，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化肥等农业生产物资不断涨价，使得粮食生产和储运成本升高，从而拉高国际粮价；另一方面，当粮食直接出售利润低于生物燃料利润时，粮食将自动流入能源市场。因而，当能源价格向上时，粮食价格也将应声而涨。二是粮食价格金融化。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欧美等国多次下调利率，加之股市低迷，投资回报率降低，国际游资急于为资金寻找出路，但金属、能源期货价格较高、风险也高，风险较低、价格较稳的农产品期货便成为投机资金热炒的主要目标，粮食价格金融化程度明显加深，定价权部分转移到金融机构手中。
　　以往农产品价格主要受年度供求状况影响，多表现为短期性波动：今后，受国际能源价格和国际游资流动等因素影响，国际粮食价格将继续维持在高位运行，进一步加大粮食安全风险。
　　外资进入流通领域，危及粮食主权安全
　　“入世”过渡期结束，跨国公司进入粮食流通领域的势头迅猛，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国际四大粮商，已控制我国食用油市场80%的市场份额，并开始向粮食储备、粮食加工等上下游环节延伸。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单一的国内竞争逐渐转向国际、国内双重竞争。但我国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依然滞后，总体看“三老”历史包袱还没有完全解决，粮食外贸和粮食内贸体制分割，还不适应“入世”后更加剧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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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于明远.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影响因素与战略选择.财经问题研究，2009（4）.

　　[3]陆晓明.提高农产品价格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新华社经济分析报告，2007.

　　[4]申清，田春.关注国内粮食供应趋紧形势完善粮价形成和调控机制.新华社经济分析报告，2007.

作者：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刘莹 来源：《中国国情国力》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