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书故事中的主角是一篇发表于1990年的经济学专业论文。所有那些有关它的前因后果，也都是本书关注的对象。另外，本书也想顺带说明，今天的人们是如何在大学中研究经济学的。因为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都是在大学里完成的，而不是在中央银行、政府部门或是华尔街这样的地方。
从1979年到1994年，经济学家们通过大量晦涩的技术性文献，针对经济增长领域的问题，进行了一场颇具影响的讨论:什么是经济增长，它的源泉是什么，我们如何分配它带来的收益，如何去测量它，我们付出的成本是什么，为什么经济增长是值得的。这些都是从这场讨论中得出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很快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增长理论”。许多人对这一领域做出了贡献，新一代的学者成长起来并主导了该领域。然而，这些问题本身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法对广大的读者来说，仍然是陌生的。
我是一名从事新闻工作许多年的经济记者，并不是一名经济学家或是有着经济学思想的历史学家。我没有很好的数学知识，但英语很好。我有着怀疑精神，通过在该领域多年的工作，我拥有广泛的经济学背景知识。这本书是从一个欣赏经济学但没有完全丧失其怀疑精神的局外人的角度来写的，换句话说，我是一个信仰平民统治的公民。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经济学有了飞速的发展，不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而且其普遍性也有所增加，有许多关于经济学的故事可以讲述。为什么关注新增长这一领域的研究呢?它吸引我注意的原因在于我对专业化分工和知识的增长非常感兴趣，这种兴趣是源于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故事，它讲述了数学如何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工作语言，以及为什么研究者认为他们的规范化模型是如此的成功。
新增长的故事告诉我们经济学新发现是如何通过大学中研究小组之间的智力竞赛而产生的。这些竞争的结果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几代经济学家积累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伙伴之间或是研究者个人的跨学科研究历程。这些改变就像丢进池塘的卵石会慢慢荡起一圈圈涟漪一样，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最终被大众所接受。
直到今天，多数经济学家还没有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经济增长和发展领域里所发生的变化。毕竟，为了避免争论，专家们总是会选择保持沉默，没有人愿意在争论中认输。一些读者可能会忽略本书中所讲的背景故事，直接阅读大量日新月异的学习指导和教科书，匆忙中错过了这样一个好故事（同时，也是重要的一课）。
    故事中涉及更多的公共事件，经常发生在那些沉闷的酒店房间里和会议的谈话中，它们的确是一种奇怪的新闻。回想起我是如何吃力地理解这些重要的发现，并且花了很长时间才将它们写成文字，实在是令人惭愧万分!不过，如果这些发现是显而易见的话，它们也就不能被称为新闻。
我同许多人谈及这些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不同程度的坦率给了回应，我非常感谢他们。经济学家是一群好人，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喜欢故事。直到最后我才意识到他们对保守秘密是多么的感兴趣，他们也有自己的癖好。

简 介
一个最古老的故事告诉我们:授人以鱼，只给了他一天的食物;授人以渔，则让他终身受益。对于现在这个故事，我们必须补充的是:可以通过发明一种更好的捕鱼的方法，或者养鱼，卖鱼，改变鱼的品种（通过基因工程），或者禁止海里的过度捕捞，你可以给更多的人提供食物，因为这些方法基本上可以不计成本地被复制，并在全世界传播。当然，根据情况的不同，你的发明可能同时也会让你变得富有。无论对于个人的财富，或大或小，还是对于国家的财富（即经济增长），创造财富的关键主要是新的想法（idea），而不是储蓄、投资，甚至教育。换言之，新想法能够带来不计其数的好处。（这一切的背景则是被我们统称为法律规则和政治的复杂游戏规则。）
直到1990年10月，当一位叫做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36岁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在主流期刊上发表了一个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后，知识经济学终于结束了自己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非正规的、尴尬的存在，变得突出起来。这篇文章的标题看似极为简单却十分令人震撼:内生技术变迁（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这篇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32页的文章遵循了所有科学文献的一般惯例:被动语态、数学分析、谦虚的主张。文章中小心地引用了早期的一些风格相同的文献，特别是那篇它试图取代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建的文章———罗伯特•索洛在1956年发表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s）。
文章的第一段包含了一句更加令人困惑的话:“技术作为投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既不是一种传统产品，又不是一种公共品，它是一种非竞争性的、部分排他性的产品……”
于是，一个故事展开了。这句特别的话，一句写于十五年前但至今仍未被广泛理解的话，引起了经济学领域内一场影响深远的概念重构。它引起这场重构，是因为它引入了两对彼此对立的概念，从而加强了我们对于所熟知的“公共品”（由政府提供）和“私人品”（由市场参与者提供）以及“竞争性”产品（因为客观形体的存在使得对它们的完全占有和有限共享变得可能的产品（一个冰淇淋甜筒、一栋房子、一份工作、一张国债券））和“非竞争性”产品（即那些精髓可以被写下来并用一串比特储存在电脑中，实际上没有限制地可以被许多人同时共享的产品（一本圣经、一门语言、微积分学、自行车的设计原理））的划分。毫无疑问，大部分产品都至少包含了这两者中的一些特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充满了无数有趣的可能。
一件设计师的服装、一个个人电脑里的操作系统、一场爵士音乐会、一张甲壳虫乐队的唱片、一个新的电脑芯片的设计、一串来自通讯卫星的编码信号、一张人类基因组图、一种新药的分子结构以及它起作用的机理、一种基因变异的种子以及生产它的一系列程序、一张毕加索的画像（不光包括画布本身上的绘画技巧和颜料的层次，还包括神奇的复制品）、一张贴在车窗上的“车内有婴儿”的标志、你当前正在阅读的书的内容、第24页的方程式，所有这些都是非竞争性产品，因为它们可以同时被许多人复制、分享和使用。它们中的大部分有部分排他性，这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对它们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控制的。竞争性产品是实物，而非竞争性产品是想法———借用电脑中比较易记的词组，就是类似“原子”和“比特”的关系，想法就是用一串二进位的比特表示的;或者用更精确的数学语言表示，就是“凸性”和“非凸性”。
对于经济学而言，非竞争性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全新的。在超过1个世纪的时间里，公共财政领域里的专家已经使用了一系列经常容易混淆的术语来描述并解释市场失灵的原因，比如说国防、街道照明、一座新的桥梁或者是灯塔提供的照明的根本共同性。非竞争性这一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替代了它们。通过将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结合起来，并将这一区别运用于之前没有被应用的领域，罗默为新想法（idea）在生活的经济学中所扮演的模糊角色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些角色包括:商业秘密、配方、商标、运算法则、机制、专利、科学法律、设计、示意图、处方、程序、商业模式、版权、盗版书，总而言之，就是知识经济学。他指出了在鼓励生产新想法的激励系统和维持现有知识的有效传播及使用的激励系统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正是这种社会选择导致了我们所谓的知识产权的产生。
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样，促进知识增长的同时又保证它的益处能被最广泛地共享也是政府的一项同样重要的职责。如果促进新知识生产的复杂激励系统发展不足的话，整个社会（最主要是穷人）将因全面缺乏进步而遭受损失，同样的情况在激励过度或管制太严时也会发生。
抓住这一点，你就抓住了这本书要讲的故事的关键，有可能你已经从直观上很充分地理解了它。
但是随着“内生技术变迁”的出版，罗默从某种程度上赢得了一场竞赛，这场竞赛发生在立足于大学的研究型经济学家之间，其目的是为了在20世纪末搞清楚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意义，以及为促进那些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一些新的、可行的建议。只有对于那些提出竞争性解释的相对少数的人而言，这场竞赛才是显然存在的。但是，是否存在解开经济增长之谜的正确答案，甚至这个谜团本身是否存在，很多人对此持否定和怀疑态度。
然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伴随着二战后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些关键性问题已经被解决，而且，即使没有被解决，至少可以用技术经济学的正规语言再构架出来，它使得基本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知识增长对国家财富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认可。一个新的重点被放在了制度的作用上。并且最终赋予了（至少是在经济学课堂里）那些长期被忽视的角色——企业家，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
《罗默90》（对引用文章的缩写）并不适合我们对经典的定义，不能与那些世界上伟大的哲人的作品相提并论。但显而易见的是，它相对容易解释。
请考虑一下经济学理论最基础的构建材料——我们所熟悉的“生产要素”，几乎所有基础经济学教材的第一章都会对它进行阐述。在3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范畴是土地、劳动和资本。土地是对地球自身生产能力的记录，涵盖了草原、森林、河流、海洋和矿产。劳动涉及男性和女性多层次的努力、天赋和工作动力。而资本则是对人们所使用的设备、工作及生活结构的一种抽象，不仅包括产品本身，还包括代表产品和劳动服务控制权的各种金融资产。这些概念范畴在17世纪经济全球扩张、催生现代资本主义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它们听起来非常熟悉，非常平常，好像没有任何遗漏。它们使经济学家们能够讨论谁应该为谁生产什么产品，讨论工作关系，讨论人口规模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哪些职责应该由政府承担而哪些应该由市场来承担。
从一开始，人类社会的某些因素就被简单地认为是给定的，知识领域就是其中之一，被概括为品位和偏好的人类本性自身则是另一个。它们是给定的，不加思考地被认为是不变的，但是由非经济力量决定，这是一个在技术经济学中常见的习惯性简化，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和约 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这些背景条件，在现代术语中，被当作经济系统的外生条件来处理。它们由模型以外的因素决定，是一个内部运作细节被刻意忽略的“黑匣子”。所谓外生的，就类似当服务生说“这不是我服务的餐桌”时所表达的含义。
这样划分世界的结果自然导致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一系列被统称为“规模报酬递增”的著名问题。递减的边际投资回报是经济学中一个常见的问题，毕竟，即使是最丰富的矿脉也有开采尽的那一天。第一桶化肥能给一片土地带来很明显的增产，但是第十桶化肥只能烧毁庄稼。简单地说，递减的或者减少的回报意味着你先从果树上离地最近的果实开始采摘，随着时间推移，你付出同样努力能采摘到的果实会越来越少，意味着你的成本是慢慢上升的。
而递增的回报恰好是相反的。当同样数量的工作生产出递增数量的产品，或者，直接从定义出发，当平均成本下降并随之生产出的件数持续减少的时候，递增的回报就出现了。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篇著名的关于专业化利得的文章发表后，别针就成了经常被提及的例子。但是斯密的成本下降的故事似乎只是关于任务再细分后带来的收益，很显然这种收益也是有限度的。
贯穿整个19世纪，递增回报被认为主要和机器（如印刷机、机械纺织机和蒸汽机）的产出有关，但渐渐人们意识到，递增回报在增加一个消费者进入某种网络而不增加或只是增加很少额外成本的情况下都会发生，例如，铁路、电力和电信行业。递增回报（递减成本）对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行业的一般竞争力量具有如此的摧毁性，以至于不久之后，它们不光被称为垄断，而且被称为“自然垄断”。自然垄断指那些由于某些基本性质导致没有近似替代品的产品只有单一生产商的市场，在这种竞争力量缺失的情况下，厂商的行为必然要受到政府的监控。
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一直都对回报递增、成本递减的现象感到如芒在背，它违背了他们最基本的直觉——稀缺性是最基本的问题，人类最后会耗尽某些东西，无论是土地、食物、煤炭或者清新空气。成本递减违背了他们的这种直觉，而且与成本递增相比，成本递减与他们用来分析和描述竞争作用的数学工具格格不入。垄断被认为是这种规则的一个例外。生产者可以随意定价而不受市场竞争力约束的情况是“市场失灵”的一个特例，这种情况一般只出现在教科书的脚注里，忽略掉所有争论，经济学家只关注竞争。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回报递增的问题被搁置在了一边，经济学家试图引入一些概念来弥补这一问题，淡化矛盾。例如，简单地假设规模的总回报从总体上看可能既不是递增的也不是递减的，而是不变的，投入和产出始终只能以相同比例增加，标准化在将这个假设变为潜意识的思维习惯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随着新技术手段的增加，从文字经济学到18世纪的演绎法，从演绎法到19世纪的微积分学，从微积分学到20世纪的集合论和拓扑学，递增回报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和难以解决。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标准经济模型作为整体获得了成功之后，这个问题更加凸显了。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情况开始转变。本书所关注的关于增长理论的探讨开始在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出现，这些探讨可以追溯到关于“供给经济学”的争论。在那些日子里，这些探讨占据了纽约和华盛顿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有几个来自芝加哥、麻省理工、哈佛和普林斯顿的研究生发现，曾经很微小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词汇中的盲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抽象）已经变得巨大起来，他们决心要建立起能解释规模递增现象的标准模型，并且在一段相对短的时间内，他们成功了。
这些问题一度只不过是年轻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老师、配偶、朋友以及竞争者之间的谈论，并不具有震动性。但是，兴奋渐渐扩散到整个学科，关于创新性、多样性和市场控制力之类的新观点被添加到经济学思想中。起初是在产业组织这一分支里，然后是贸易、增长，最后又回到产业组织。新的模型被应用于各种政策中，包括人口、教育、科技、企业家、贸易、反垄断和城市，更不用说人们熟悉的宏观经济学所关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它们迅速地进入到不断改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因为这些制度安排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在20世纪初的短短几年内，几乎经济学界的每一个人都对有关递增回报的新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果没有这些发展，问题还将是相当模糊不清的，它们甚至胜过了一场深刻的人间戏剧，在剧中当今的英雄在某种程度上给数代的现代经济学赋予了人性: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生于1924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生于1937年，保罗•罗默生于1955年。至于在这么久的时间内知识是如何被遗忘在经济学之外，以及为什么在某些地方它仍然被很不情愿地接受，这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传奇。
随着“内生技术变迁”这篇文章的核心因素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它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罗默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给经济学和早先的经济学划分了界限。传统“生产要素”的重新定义，对于那些参与到知识革新的人而言只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而对于我们中的大部分旁观者而言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不再像过去200年里那样只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这个最基本的范畴被人、创意和事物所替代。
人、创意和事物，这些短语至今还没有出现在教科书里，在文献中也不多见，但是一旦知识经济学被认为与传统的关于人（人类和他们全部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和事物（传统形式的资本，从自然资源到股票和债券）的经济学有本质的差别时（非竞争性、部分排他性的产品），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研究的领域已经改变，人们所熟悉的稀缺原理已经被重要的充裕原理所强化。
    套用一句经济学领域的专业词汇，技术改变和技术增长已经内生化了，其结果是一些变革出现了。但是为了了解它，你需要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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