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感觉，审视社会经济现象是基本的素质之一，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用了审视两字，而不是考察。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的一面，或者说有其存在的一些必要性，对中国当前经济现象的审视也需要从两面出发。不能一概否定之，更不能一概肯定之。而文人就不一样了。他可以收放自如，对景色的描写可以完全肯定，也可以完全否定，只要愿意。御用文人却大抵只能走些极端，要么学会对某些东西歌功颂德，对另一方面一棒子打死。当然，这也不是绝对化的，但大都是这样的情况。那纵观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学者来看，存在着许多经济学者与文人结合的人物，在此我称之为经济文人，极端的情况表现是一些是御用的，另一些是喜欢把某种制度一棒子打死的人。如果想找些所谓的代表人物，杨小凯先生应该属于后者。而御用经济文人，我不敢去猜测了，只是有些影子而已，因为，没有哪个经济学者会标榜自己是御用的。这两种经济文人的差别在于，象杨这样的人物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观里，直言一切，完全否定某种社会制度，很有的极端的感觉。而御用经济文人，却不一定会表达自己真实想法，只是为了某种目的或为了即得利益而写东西。但值得注意的是，杨的好友在杨逝世后撰文说，杨在晚年的思想开始出现对现存两种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辩，而不单纯的一味否定某种制度，如果是这样，我倒认为他不应该算文人了，而应该算纯粹的经济学者了。御用经济文人却不一样，可以大行其道，左右逢缘，潜移默化的左右高层思维，唯集团利益或个人利益至上，学术道德与良知早已被个人利益所替代。
       个人感觉，经济学者应该与文人区别开来才行。做学者是不能一味的极端的，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因为极端的看法，会导致极端的结论，这就意味着肯定事物发展过程的唯一方向性，否认事物发展的多样化。而多样化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如果社会活动都按某种极端思维去框架化、程式化了，那就不成社会了，社会也不会发展的。当然，我不是在宣扬中庸思想，而是觉得做学问的过程就是一个思辩的过程。而非一味否定与肯定的过程。经济学者在研究经济现象的抽象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结论却应该能够大体上合符事实，要能解释经济现象，要能解决经济问题。而不是象文人一样，可以用文字去天马行空描述本不存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