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寒冰在其博客中如此描述他最近的美国之行：“到美国后才发现，美国除人工服务之外，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不是按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的相对价格，而是通过人民币汇率换算后的绝对价格）是低于中国的，有些商品的价差之大，有点瞠目结舌。”他对比了中国上海和美国洛杉矶的物价：在中国一套卖3万元左右的Armani（阿玛尼）西服，在洛杉矶用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钱就可以买到；宝马Z4的价格，洛杉矶的广告上标注的报价为29881美元，中国的价格，听一位朋友介绍，大致在50万元——80万元人民币之间……

　　 时寒冰说的这些国际知名品牌，大概由于进口到中国要征收很高的关税，再加上越洋过海的长途运费等等，所以，在中国卖得比西方贵似乎情有可原。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却发现，即使那些纯属中国制造的商品，在中国卖的绝对价格居然也比西方贵。也就是说同一档商品，本土货贵过外销货。例如，伦敦超市洗发水的价格通常是一英镑左右，但北京超市洗发水通常都要卖15元人民币以上，名牌洗发水则在30元人民币以上。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华裔学者也曾吃惊地发现，他在美国超市沃尔玛买到的中国大陆生产的质量不错的登山鞋，价格只有2.99美元，后来，他给一位中国经济官员打电话，讲了此事，对方不信，说在中国大陆出售的登山鞋，“三百块人民币买的还是烂牌子，好一点的都要一千多块。”

　　那位美国华裔学者刨根问底，发现了一个更让他吃惊的事实：从中国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原因何在？还是腐败：由于中国大陆铁路货运超负荷（其背后的实质是行政垄断），流通商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高达五千到五万元人民币之间；高速公路运输也不便宜，中国大陆媒体引述一位常年从广州送货到北京的司机的话说，广州到北京的高速公路，一路的过路费就有1400元人民币，除此以外，还要有大约有7000元人民币的额外费用，这个费用不是汽油费，也不是汽车修理费，而是无缘由的罚款和敲诈。这些因腐败所造成的成本，自然也都被摊到产品价格中去了，最后由消费者埋单。

　  这就是一个怪圈：中国至今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体。中国为了鼓励出口，甚至对出口产品进行补贴。西方国家进口这些产品，相当于拿到了中国政府的补贴。但是对于内需，却不仅没有补贴，而且各级政府正在画地为牢与邻为壑，层层设置关卡地收取费用，从而导致国内物价畸高。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中央政府曾经热热闹闹地出台过十个行业振兴计划，包括物流业振兴计划，但是将近一年过去，除了“铁公鸡”（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在政府贷款的刺激之下一枝独秀甚至价格一路飙升之外，其他众多领域的振兴计划几乎销声匿迹。以物流业振兴为例，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收费公路都在中国，高额收费逼迫物流企业超载运输，超载运输又使得收费集团以种种理由对物流企业实施罚款等敲诈勒索，这部分钱款不进入政府税收，直接成为收费利益集团的小金库甚至个人私分。加上垄断石油集团的逆势涨价，国内运输流通业不提高服务费用最终将无法生存，比如最近国内快递业集体涨价60%以上，就是油价上涨的结果。而物流业的所有显性和隐性成本，最终必然反映到物价上来。

　　腐败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和物价全面上涨，只是问题的一个基本表层。在更深层的问题上，是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廉洁的政府法治的环境，而且需要一个廉价的政府，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否则，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结构中政府税收及其他灰色收入，以及政府自身的支出总是占大头，那么，再高的GDP和经济增长奇迹也支撑不了社会的真正繁荣稳定。政府的“物美价廉”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这，不正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最伟大也是最艰难困苦的追求吗？离开了这一点，众多美妙动人的经济社会目标都将成为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