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五四青年节，如鲠在喉，不得不发——《起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研究内幕》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了 “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和“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华中师范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在教育部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政治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一共有六所，除华中师范大学外，其余五所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外交学院（自定）。

除外交学院自定以外，其余四所都是中国顶尖985高校，华中师范大学作为一所211院校能够入选足见其政治学水平之高。

但就是在这样的光环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我们可以听听出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现任武大社会学系主任的贺雪峰教授的看法（以下节选自贺雪峰教授《饱和经验法——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一文，原文出处：《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

2004年以后，华中村治学者内部发生分裂，以贺雪峰、吴毅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移师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徐勇、项继权为代表的学者继续留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12年更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由此在武汉地区形成了有一定张力又良性竞争的村治研究学人群体。两派学者继续高举经验研究的旗帜，立志扎根中国乡土，做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相对来讲，因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教育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费充足，条件优越，研究人员众多，而在武汉地区村治研究中占据体制位置，是武汉村治研究的正规军。又因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主要依托政治学一级学科，华中师大学者更多活跃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系新创办，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体制资源支持，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又因为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要依托社会学一级学科，所以，近年来，华中科大学者更多活跃在社会学研究领域。

最近数年，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村治研究学者都致力于农村经验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校村治学者都连年组织大规模农村调查。其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百村十年”调查为主要平台，每年动员数以百计的本科生、研究生到农村调研，每年投入调研经费超过百万元。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则自2007年以来，每年都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调研”，仅每年暑假集体调研规模即超过百人，一般同时在多省数十个村开展驻村调查。自2005年以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累计驻村调研时间已近4万个工作日。农村调查既是搜集研究资料的过程，又是培养人的过程 ，近年来，两校村治研究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均取得了不俗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两校村治学者开展的大规模农村调查有细微却极其重要的差异，即华中师范大学因为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体制资源多，科研任务重，调查具有比较强的搜集研究资料的目的，也是因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每年寒暑假都要向社会招募调查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既无体制资源，也几乎没有课题任务，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训练研究生，很少有搜集研究资料的目的。也是因此，武汉村治学者的经验研究目前已有比较大的差异。

此处贺雪峰教授已隐隐点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办学导向问题所在——通过大规模招生和社会招募，利用学生来搜集研究资料，对本院学生的正规学术训练几乎为零。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目前名誉院长为政治学长江学者徐勇教授，执行院长为青年长江学者邓大才教授，二者为师徒关系。在二人治理下，中国农村研究院硕博生主要从事的工作：

1、为徐勇教授提出的“家户制”概念寻找经验依据

上个世纪50－60年代，英国学者弗里德曼认为宗族是研究中国农村的合适单位；日本学者坚持认为村落共同体十分重要；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理解中国农村的基本单位是基层市场体系而非村庄。二十年后，杜赞奇、黄宗智等人则重新确立了村庄研究的范式意义。

而徐勇教授在2013年另辟蹊径提出了“家户制”这一概念（参见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一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3年8期第102～123页），于是全院的学术研究就简化为证明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普世性，全院三级研究生开展家户调查，具体内容为采访80岁以上老人关于1949之前的家庭状况，核心是谁当家如何当家，录音并转化成10W+的文字报告。

这样的家户报告学术价值有多高呢，大家可以看看内部群里的修改意见截图：

2、以抢救历史名义，进行“土改”、“大YJ”、“村庄公共性”口述史调查。

同样录音并转化为一至两万字的报告。（此处截图缺失）形式为提问者和受访老人一问一答，此项工作原意是留下历史的侧面加以参考并试图发掘新的理论，但事实是专业的土改和大YJ研究早已汗牛充栋，学生在完全不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妄图通过个案发掘学术盲点无疑是痴人说梦，最后沦为单纯的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

3、博士主要从事村庄调查并形成几十万字的村调报告。来听听亲历者的申诉：

这里我要和李松平同学和这位博士同学道个歉，因为这些图是内部群里的，本有言在先由学院和同学双方协商不应公之于众。但事实是中农院已病入膏肓，简单的修补根本无济于事，已不是多写一点少写一点报告的问题，是有无真正做学问的态度问题。

徐勇教授号称自己是有学术情节的人，我想问问你读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每年招收100多名研究生和十几名博士生，十几年来戕害了多少充满学术志向的青年？三年最宝贵的青春却浪费在资料的收集上，学术训练几乎为零。一个学院的评价标准不是培养出了多少优秀的学术人才，而是搜集了多少资料供学院评选供外人参观，呜呼哀哉！

这样的学院竟然忝列双一流学科建设之列，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是中国教育界的耻辱。有人问我这样损害你学院的名声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告诉他，这样的学院不值得热爱，只有砸碎旧的虚伪的学术机构，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世界一流的中国农村研究机构。世界一流的中国农村研究院不在这里，也不在别处，在真正愿意研究农村、为中国农村发展作一份贡献的青年学子心里。

至此，搁笔。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