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侣之间是否需要磨合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把磨合看做血与火的斗争，甚至不惜拿“你是不是不爱我了”相要挟，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最终不免祭出“价值观不同怎么在一起”的大旗；而有的人则倾向于认为磨合近似于适度的调和，所有的恋爱都近乎自恋，不存在物理学意义上非黏在一起不可的两个人。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二者并非水火不容，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也许终其一身也难以动摇，而生活中的喜好、方式、惯例等，都存在协商的空间，并且这种协商不独发生于情侣之间。

磨合无处不在

假设有两个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世界的人开始互动。此时我们说他们是“人”，即假设他们已经有成型的自我。此二人来自于历史上相互隔离的社会世界，因此他们的相遇和互动发生在一个对二人来说皆为非制度性的环境中。

当A和B进行互动时，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类型化都会很快地产生。A观察B的行动，赋予该行动以动机。当B重复了这一行动之后，A赋予该行动以同样的动机。当B继续行动时，A可能会对自己说： “啊哈，他又这么做了。”与此同时，A可能也假定B正在对自己做同样的解读。

从一开始，A和B就假定了这种类型化的交互性。在他们的互动中，这些类型化通过具体的行为模式表现出来，于是A与B就开始面对面地互相扮演角色。即使双方的行动不同，也不会影响上述过程；而当双方的行动相同时，一方就有可能采纳对方的角色。

也就是说，A会在内心认可B所重复扮演的角色，将其视为自己在进行角色扮演时的榜样。例如，B在做饭时所扮演的角色不仅被A类型化了，也会成为A在扮演做饭者角色过程中的一种构成性因素。

磨合带来了什么？

此时我们可能会问：通过上述过程，A和B获得了什么好处呢？可以看到，双方最大的收获是彼此能够预测对方的行动了。与此同时，双方的互动也变得可以预测了。“他又这么做了”就变成“我们又这么做了”。这大大释放了两个人原有的紧张感。

不管是一人还是两人来完成什么样的外界任务，他们都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对于个人的心理成本来讲，同样如此。于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惯例球就定义了二人的共同生活。因此，很多行动都不会牵扯过多的注意力，而且一方的任何一个行动对另一方来说都不再是让人感觉惊讶或是有潜在危险的行动。相反，绝大多数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将呈现出日常生活的琐碎性质。

这也就意味着，双方正在构建惯例活动的背景。在此背景的作用下，二人各自的行动和彼此的互动都获得了稳定性。这种惯例活动的背景的建立反过来又使二人之间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为那些需要高度注意力的创新活动提供了空间。劳动分工和创新又可以带来新的惯例化，并进一步延展二人共享的惯例活动的背景。

模式化是不是爱情的坟墓？

“举案齐眉”曾经是古代中国人所欣羡的一种爱情典范，而在洋溢着个人主义气息的今天，更多人把爱情中的不确定性作为个中真谛，而把心照不宣视作“左手牵右手”的单调，其实这种心理忽视了爱情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即从激情到相知到相依到非如此不可等一系列螺旋上升的过程。

而模式化和惯例化并不是爱情衰退的一种标志，任何一种行动在不断重复后都会被铸成一种模式。惯例化进一步意味着，人们在未来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省力地完成这个行动。无论是非社会性的活动还是社会性的活动，这一点都成立。即便是独自生活在荒岛上的人，也需要将自己的活动惯例化。当他某天早上醒来，继续用木头造独木舟的时候，可能会在开始十道工序的第一道时对自己嘟哝： “我又得开始了。”

换言之，就算是独自生活的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操控程序。即使是对个人来说，惯例活动也有意义，只是这种意义被嵌入了他的日常库存知识。它是理所当然的，是应对未来事务时手头可用的东西。惯例化带来的好处是它能在心理层面缩小人们的选择范围。从理论上讲，用木头造独木舟有上百种方法，但是惯例化将其减少为一种，这便将人们从“那么多决策”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为人们无导向的本能结构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宽慰。

惯例化弥补了人们生物机能的缺陷，使人们的活动变得导向化和专门化，从而缓解了由无导向内驱力的不断积累所带来的紧张。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中，人类活动在大多数时候只需最小的决定成本，从而节省了力气，而在某些特定场合下做出同样的决定时，这种力气是节省不了的。换句话说，惯例活动的背景，为人们的思考和创新开启了前景。

人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意义，在这个时候，惯例化可以让人不必对每一个情境都一步步地重新定义。大量的情境都可以根据预先定义被归类，在这些情境中所进行的活动也因此可被预期。即使是行为的替代物，同样可以被标准化处理。

模式化如何成为一种灾难？

如上文所述，磨合过程中的模式化是为了缓解紧张感，为劳动分工和创造奠定基础。然而，缺乏自我调节的刻意模式化，往往又会变成一种灾难，这种情形尤其明显于父母与子女之间。

把上述范型再推进一步。假设A与B有了孩子，这时情况就发生了质变。第三方的出现改变了A与B之间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的性质。在A和B所处的初始情境中，那种以萌芽状态存在的制度世界，现在就被传递到他人那里。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化不断追求自身的完善。在此之前，在A和B的共同生活中所出现的那些惯例化和类型化都属于二人的事后处理方案，但现在它们就变成了历史制度。

除历史性之外，这些构造(惯例化和类型化)还获得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性质(说得更准确一些，这个性质在A和B刚刚开始将其交互行为类型化时就已存在，但它此时更加纯正了)，即“客观性”。这意味着，对于当下“碰巧”接触制度的个人来讲，那些已经结晶的制度(例如子女所接受的父辈的制度)是既定的和超越个人的。换句话说，此时制度本身就带着现实性。对个人来讲，这种现实是一种外在的、带有强制性的事实。

如果这种初生制度的建构与维持只发生在A和B的互动中，那么即使它在这种有限的互动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也较为脆弱，易被改变，甚至带有嬉戏的成分。换个不太一样的说法：A和B的行动的惯例背景很容易受到他们本人的故意干预。

虽然惯例在被建立之后都带有一种自我维持的倾向，但是人们在意识中仍然保有随时改变它们甚至废止它们的念头。A和B是这个世界的建构者，他们有能力改变它或废止它。不仅如此，A和B是在他们能够记忆的、共同的生活中塑造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对二人来说是百分之百透明的，他们理解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然而，当制度被传向下一代的时候，这一切都改变了。制度世界的客观性既会变“厚”，也会变“硬”。这种效果不仅作用于孩子，也作用于父母(由镜像效应造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现在变成了“事情就该这样做”。某个世界就这样被牢固地树立在意识之中，它的真实性大大增强，再也不能被轻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