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风险是通胀，这不仅是因为2009年的资金井喷，也是因为人口构成的长期趋势正在催生工资压力。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日益趋紧意味着，它必须接受正常通胀水平较过去十年有显著提高的现实。但这并非坏事，因为在帮助中国纠正经济失衡方面，由工资推动的通胀应该发挥出关键作用。

东亚高增长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在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里，生产力大幅提高导致工资快速增长，进而引发无加速通胀，这符合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历过长达15年左右的增长期，其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幅在8%到9%之间，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增幅在5%到6%之间。通胀率峰值在11%到13%之间，但没有维持多久。

过去13年间，劳动力过剩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年平均增长9.6%的同时，只录得平均1.3%的CPI增幅。眼下，中国的劳动力繁荣已近尾声，因此系统性通胀必然上升。

让人担心的是，中国领导人可能自欺欺人地认为，过去13年极不寻常的经济表现是正常的，进而认定，政策应以维持这些不可思议的情况为目标。

其必然结果不是经济过热（因为增长目标过高），就是过度投资以及人为压低工资和消费水平（因为通胀目标过低）。

如果北京方面真想把经济从投资拉动转型为消费拉动，那么它必须容忍——而非遏制——部分由工资推动的通胀。

当生产力增长快于工资增长时（比如1997年到2006年间），经济产出会超过消费能力，继而形成过度储蓄和贸易顺差。高储蓄率会压低资本成本，使投资新产能变得廉价。过度投资的循环周期就是这样自我强化的。

但当工资增长开始快于生产力增长时，这一过程就该掉转过来。由于经济体的消费能力超过了产出，因此通胀就会上升，继而推升利率和资本成本。随着建设过剩产能的积极性下降，过度投资应该会减少。

由于工资增长相对更快，而资本成本提高又令投资增长趋缓，因此投资占GDP的比重应该减少，消费的比重应该增加。

上述道理听上去很美，但中国ZF害怕通胀，将其视为比失业更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恶性通胀是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ZF覆灭的导火索之一，而导致1989年民众不满情绪蔓延到天安门广场的一项关键因素，就是当时超过20%的通胀率。

北京方面担心，若坐视通胀达到5%至6%的水平，将导致通胀预期不断提高，届时他们将无法控制局面。

这些担忧可以理解，但有些过虑了。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之所以遭遇通胀，是因为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物价结构存在扭曲，城市劳动力又主要供职于国有部门，在那些单位，裁员是不可能的，工资涨幅与生产力水平是无关的。

目前的情形截然不同：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大多数城市劳动力供职于私营部门，而私营部门在裁员和根据生产力增长水平设定工资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度。

只要ZF能够防止货币过剩，通胀失控的风险就微乎其微。

如果ZF允许部分由工资推动的通胀在经济体内传导，通过更积极的社会福利支出来支撑家庭收入，允许利率上升，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同时接受一个稍有降低的GDP趋势增长率，那么再平衡的过程就能启动。

把国内通胀率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是比大幅调整汇率更好的政策。后者将导致大量投机性资金流入（如果汇率是像在2005年至2008年间那样缓慢而可以预料地上升），或者严重扰乱出口行业（如果是突然和一次性的跃升）。

通胀上升有些吓人，这可以理解，但在未来十年里，它或许是中国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