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阅读《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共2小时，累计95小时。
Ø 在城邦模式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巨大鸿沟是通过一些潜在的力量（如：影响、合作和忠诚）来加以填补的。
Ø 影响对于共同体来说是内生的，即便是在两个不同的共同体之间也存在着影响。人并不是完全自由行动和自由思想的原子，人的意愿来自他那个时代。关于想要什么以及做出什么选择的观念是受到教育、说服以及一般的社会化过程塑造的。
Ø 人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思想一样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选择是有条件的。
Ø 影响的作用不只是将一个人置于另一个人巧舌如簧的说服之下，还表现在能导致集体行为的反常现象。暴民常常会按照一种特殊的方向感和目的感行动，就好像有一个领袖在进行协调似的，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领袖在指挥。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就因为人们的选择是有前提条件的。他们去做什么事情仅仅是因为大多数也会这样做，或者是为了在大多数人去做某件事情之前先去做这件事情。
Ø 影响有的时候会蔓延开来成为强制，两者之间的界限有的时候是模糊的。
Ø 自由派人士只是在经济必要的时候认为需要强制，而极左派则认为在任何需求中都有强制。保守派对强制持更多限制的观点，把它只是看作物理的力量和得到强力威胁支持的命令；极右派则认为在任何ZF统治或管治中都存在强制，因为所有的法律都是得到由ZF所垄断的合法使用强制力量的支持的。
Ø 影响——就其力量的全部差异和程度来说——是政治的核心要素之一。
Ø 城邦模式中，合作具有与竞争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首先，政治包括寻找同盟者和组织合作，以便与对手进行竞争。第二个理由就是合作是权力的基础。
Ø 只要对于一个问题来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方面，只要牵涉两个以上的人，对于一方来说就必定有结盟。
Ø 每一种冲突都会因考虑到分裂他方而将一些人联合起来，政治学就是如研究人们是如何分裂的一样，也研究如何建立联盟以及如何形成联合。经济学中著名的两人模型从政治学上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这儿不可能形成战略性的联合并转变为联盟，也不允许进行联手、领导或协调。
Ø 合作通常是比强制更加有效的管制形式；完全依靠强制的权威是不会长久的；合作和强制是可以交织在一起的。
Ø 在典型的关于市场的教科书中，除了纯粹的竞争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这意味着，无论是在买方还是在卖方，都不存在合作。假如出现什么合作的话，那也是偏离了功能完善的市场。在市场模型中对于合作的描述也都是带着轻蔑的口吻的，如：串通、寡头、价格锁定和内幕交易等等。
Ø 在城邦模式中，合作是一种常规。合作是竞争的不可分割的另外一个部分，是构成权力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合作的描述所使用的词语也肯定是较为正面的——联合、联盟、联合会、政党以及支持等。
Ø 与合作相联系的是忠诚。合作包含着联盟，而联盟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需要持续的。
Ø 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相互谅解，而纯粹的商业关系则不是这样（或者说不应该这样）。“纯粹的”商业关系的观念恰恰是不应受到诸如忠诚和憎恨这样的因素影响的。
Ø 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联盟是完全稳定的，或者说人们决不会弃置朋友与以前的敌人联盟。但在城邦模式中的确存在着忠诚的假定。这儿期待的是人们通常会坚持与他们的朋友和盟友的关系。要让人们转变他们的忠诚关系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意味着会引发深深的担忧或提供广泛的机遇。背叛老的盟友是要冒风险的，人们不愿意堂而皇之地这么做。
Ø 影响、合作和忠诚都有强大的力量。其结果就是，是群体和组织而不是个体作为城邦的基石。首先，人们均从属于一些制度和组织，即便有的时候他们还不是这些制度和组织的成员。人们的意见是受到组织塑造的，并深刻地受到组织行为的影响。而且，人们还依据组织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其次，政策制定不仅是关于解决公共问题的，还是关于群体如何为了实现公共的目标而形成、解散以及重新形成的。当涉及任何重要的政策问题的时候，恰恰是群体相互对抗，个体只是作为其代言人。根据政策建议将对其产生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者联合或者分裂开来。最后，群体的重要性在于城邦的决策都具有集体的性质。公共决策显然具有集体的性质，因为这要通过一些正式的程序。公共决策在隐含的意义上也是集体的，表现在即便是官员具有“绝对权威”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受到外界意见和压力的影响。公共政策的决定不是由抽象的人做出的，而是由生活在社会和组织中的人做出的。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制度、程序以及受众等等都会施加影响，即便是对于那些具有坚强意志和独立思考的人物来说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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