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么感兴趣，再满足你一下：

关于报道钢铁生产情况的批语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即送彭真同志：
此件，似可改写成一个新闻报导，在报上发表。即酌办。
毛泽东
九月卅日
注释：
指中共河南省委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省钢铁生产已经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跃进到一个新阶段。我省原来钢铁生产基础很差，去年只生产土铁３，０００吨，今年九月上旬平均日产生铁也只达５６８．９吨。经过全省人民日夜苦战，九月十日以后日产量达到千吨，九月十五日冲破了各种难关，一天炼出生铁１８，９４４吨。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共产生铁６７，２１７吨，真正形成了大规模的全党全民千军万马大办钢铁的运动。现在全党全民正在乘胜前进，扩大战果，为国庆节放出日产３—５万吨的卫星而努力。

究竟谁应该为浮夸风负责？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是不相信群众可以选出一个自己信任的好领导，一旦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就失去了安全感，所以这委派制一定会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你的分析，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两种生产模式，即生产队模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和发展的，而包干到户则是处于市场化过程中了，农民具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本质的区别。

讲农民吃不饱饭，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如果种粮食的人都吃不饱，他们怎么可能饿着肚子交公粮？那城里的人不是更吃不饱肚子了？当然，有少数生产队的农民，碰到灾荒年月，发生短期内吃粮出现问题是可能的。

根据统计来算农民收入，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农民的许多收入，都是统计所反映不出来的。譬如，生产队养殖的猪、牛；以及种的经济作物，然后按人口分到社员各户的。这些都是不在正式分配的统计之内，甚至有些分到各户的粮食，有时也不会反映在统计之内的。生产队有一种做法叫做“瞒产私分”，反映的就是粮食分配的违规做法。

父亲的春天

作者 周同宾（农民作家 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春天到了，本来要写篇歌颂阳春三月的文章，不期想起了父亲。印象中，父亲从没有说过春天的好话。他称那天气转暖万物萌动的季节是荒春。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春脖子长”，意思是从开春到麦熟，时间太久，难过难挨。长长的春脖子总被饥饿扼住。

　　父亲的春天是愁苦的春天。

　　最早的记忆是1954年。我在三十里外上中学，麦梢未黄时，星期六回家拿米面。家里的粮食只剩几升高粱，一瓦盆谷子，两瓢玉米，一筐红薯干儿。我背走了高粱面、小米、玉米糁儿，留给父母和奶奶的已经很少。记得，送我上路时，父亲长叹一口气，说道：“春脖子长啊!”说罢朝大门外看一眼。大门外楝花紫、椿花黄、洋槐花缀成嘟噜儿，白生生的。父亲从不赏花，他只知道洋槐花蒸熟可以充饥。他向远方看的是地里的庄稼，再有一个月小麦才能成熟啊。其实，我家本来有粮食，高粱篾编的荧子围成的粮食囤两三个，每个都半人高。是“统购统销”强逼父亲卖了。不卖不行，风雪天，勒令父亲站村公所的院里，不答应卖就不准进屋，更不准回家。那个春天特别漫长。

　　1959年的暮春，高中毕业前，我回家看望父母和奶奶。家已不像家，只有四堵墙，没有桌椅，没有床，连个小板凳也不见。院墙已倒塌，满地纤弱的野草。从大食堂打饭，每人就一个用干红薯和红薯面团成的刺猬一样的拳头大的菜团子，当然吃不饱。我跟父亲去村外刨茅根，父亲刨，刨出泥垡子用铁耙耥耥；我捡拾，抖掉泥土。刨茅根时，我看见沟岸边，坟园里，空地上，紫花地丁、蒲公英都开了花，颜色鲜艳。野花不管人世辛酸，照旧展现美丽。父亲就像没看见，只说，荠荠菜、马齿苋一开花就老了，不能吃了。父亲压根儿就没看过风景。他眼里，穷乡僻壤没有风景，草木只有能吃与不能吃的分别，毫无欣赏价值。桃红柳绿，莺歌燕舞，在父亲眼里毫无意义。他看得最多的是庄稼。就在刨茅根的时候，父亲一再看麦田。麦棵矮而瘦，穗儿小而轻，眼见得打不出多少粮食。但麦收后食堂里的糊糊儿毕竟可以稠点。就在回村的路上，父亲看着依然泛青的麦田，又一次叹道：“春脖子长啊!”在父亲的叹息里，我读过的多少赞美春天的诗文都显得虚假。那是作家酒足饭饱后的产物。

　　1960年春天，是个饥馑的春天，饿死人的春天。我奶奶就是在那个春天开始后不久去世的。那是个更长的春天。我在外地上学，不知道父母怎么熬过那个度日如年的春天。想父亲怕是连感叹“春脖子长”的气力也没有了。

　　1981年，谷雨节过后，我骑自行车回乡送粮——儿子满周岁，就交爷爷奶奶照看。小家伙吃商品粮，我每月都把属于他的十斤白面四斤玉米糁儿，再加上我们省下的米面，送回老家。走进泥墙小院，见父亲正凑着一只草筐把红薯干掰碎，碎成玉米粒儿大。这样做，为了掺进少部分黄豆磨面，磨成面可以擀面条。儿子正坐在爷爷的身边，用带叶的柳条编碗口大的圈，编成后要当帽戴。忽听布谷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儿子问：“爷爷，这鸟说的啥?”父亲当即回答：“它说，‘荒春难过，荒春难过’。”在父亲的解读里，鸟的啼唤也是在抱怨春天的漫长难熬。在父亲看来，鸟语花香毫无美感，只和荒春与饥饿有必然联系。过一会儿，听见青蛙叫，“咯咯哇哇，咯咯哇哇”。儿子问：“爷爷，蛤蟆叫的啥?”父亲说：“蛤蟆打哇哇，四十五天吃疙瘩。”意思是，青蛙一叫，再有一个半月，就能吃到面疙瘩了——用白面和成稠糊，搅进滚水锅里煮成饭叫面疙瘩，那是难得一吃的好饭。蛙鸣阵阵，在父亲耳朵里绝无诗意，只不过预示着再熬过好长好长的四十五天，才能等到小麦登场。

就在正要“分田单干”的那年早春，父亲去世。

　　父亲没有赶上不愁吃饭的春天。

　　这些年来，都说春天太短，仿佛一脱下冬装就穿上了夏衣。父亲在世时却嫌春天太长。那时的春天可也真长。

　　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五个春秋。除一座日渐变矮的坟，别无留存。他那一代农民，也大都不在人世，如一茬庄稼收获后，很快就不见踪影。

　　清明节前，还乡给父亲扫墓。四野春色似锦，大片的麦田一碧无际，零碎的油菜地点缀斑斓的金黄。沟沿路边，野草青鲜，野花点点到处眨巴机灵的眼。父亲的坟上长满苦苦菜，开惨淡的小白花。

——有公粮交，就说明农民吃饱了？

大跃进时期不是还有反瞒产私分吗？为什么呢？农民不是吃饱了吗？

有些人就靠想象吗？连烧草都计价计入决算分配表，还有其他的漏网之鱼吗？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1954年就上中学了。
当时的全中国人口中，80%以上不识字，即使是在江南农村，十里八乡都找不出一个小学毕业生。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农村，要让一个小孩子上学念书，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能供得起小孩子上学念书的人家（一般得远到附近的镇里上学），至少是非常富裕的人家。1954年，我国各地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刚刚结束，农村的大多数贫苦农民刚刚分得了土地和地主们的浮财，家家喜气洋洋。而作者的父亲在此时如此悲苦，显然是在土改运动中被分光了财产的地主或富农。

这个生产队太奢侈了，竟然能用得起铅印的《决算分配清单》！
在那个年代，即使是公社一级的办公人员，要搞一些表格，也得自己刻蜡纸、用油印机印。在那个年代，即使是油印机也是非常奢侈的东西，一般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基本没有，生产队的会计要搞个表格，得自己用尺子和铅笔画。给社员的分配单，一般都是在白纸上写几行字（大多数情况下是从小学生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带线条和格子的纸）。

要想伪造些什么东西，也得考证一下那个年代的实际情况。据说某个抗日神剧中出现了抗日游击队用电饭锅的镜头，大致如此吧。

又扯到钢铁上去了。那末，我们就来扯钢铁。
以下是我写的《1958年至1961年新中国各方面的重大成就》中的部分章节：

四、1958年至1961年，突破了当时卡住我国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钢铁产量瓶颈

1958年时的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急于要把我国的钢铁产量搞上去？原因就在于，当他们雄心勃勃地想要放手进行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大规模建设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钢铁，什么也干不成。例如，建立新中国强大的国防力量，要造枪、造炮、造坦克、造军舰，没有钢铁行吗？要走工业化道路，要盖工厂、造机器、造各种各样的工业产品，没有钢铁行吗？要搞农业机械化，用拖拉机种地、要造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没有钢铁行吗？要发展交通事业，修铁路、建桥梁、造汽车、造轮船，没有钢铁行吗？要发展科教文卫事业，要进行城市建设，建医院、建大学、建图书馆、建电影院，搞各种各样的城市建筑，没有钢铁行吗？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钢铁产量不足成了卡住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瓶颈”。

那末，旧中国留下来的钢铁工业基础又是如何呢？1949年时我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据有关资料，旧中国钢铁生产的最高年产量不超过90万吨。而就是这一点钢铁工业的底子，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也被破坏殆净，解放初期全国勉强能够修复生产的只有7 座高炉、12座平炉、22 座小电炉。

建国后的第8年，即1957年，我国的钢铁产量达到了535万吨，成绩不小，比旧中国最高年产量增长了好几倍，但是，这点钢铁，相比于当时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各方面的建设需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作出决议，要在当年生产1070万吨钢。这个决议自然是错的。一是错在急于求成，指标订得太高了，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二是错在为了完成这个高指标，决定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土洋结合”。以至于在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出现了很多违背科学、荒唐可笑的做法，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至该年年底，虽然完成了1070万吨的指标，但炼出来的钢铁中却有20%因为含杂质过多，根本不能用。

如今某些人拼命地嘲笑、丑化大跃进年代，就是抓住了当时的人们所犯的这一错误不放。

但是，笔者在这里要说的是：

1．当时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实际上只持续了4个月左右，即从北戴河会议结束后的9月份起至年底。进入1959年以后，各地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事实上已经陆续停了下来。如今我们找不到任何1959年以后群众还在大炼钢铁的证据。

2．1958年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与后来的三年全国性大饥荒关联度不大。1958年秋，由于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抽调了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力（实际上，兴修水利所抽调的劳力要远多于大炼钢铁），许多农村地区在秋收时劳力严重不足（当时主要是用镰刀手工收割），以致一部分收割不及的粮食在雨季到来后烂在地里，给当年的粮食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1958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扣除上述原因造成的粮食损失以后，实际的收获量仍大于1957年。大炼钢铁的影响至多及于某些局部地区的1959年的“春荒”。

3．群众性的大炼钢铁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运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把提升我国钢铁生产能力的重点放在群众性大炼钢铁上。

其实，早在1956年和1957年，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筹备和部署钢铁工业的一系列重大基础性建设。1958年大跃进以后，大大加快了这些基础性建设的步伐，其中，包括对鞍山钢铁厂、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重庆钢铁厂、马鞍山钢铁公司等一批老的钢铁企业大规模改扩建，极大地提升这些老钢铁企业的生产能力，同时新建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生产基地，此外，全国各地还新建了一大批中小钢铁企业。这就使得1958年和1959年成为我国历史上钢铁生产能力增长最快的年份。

1958年5月18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正式开工扩建；

1958年7月15日，武汉炼钢厂开工兴建；

1958年7月16日，重庆钢铁公司举行扩建工程开工典礼；

1958年9月13日，武汉钢铁公司1号高炉开始出铁，日产铁2000吨以上；

1958年11月19日，鞍钢10号高炉开始出铁，日产铁2700吨；

1959年6月7日，石景山钢铁公司三大工程——三号高炉、三号焦炉、和烧结厂胜利竣工；

1959年7月14日，武汉钢铁公司二号高炉开始出铁；

1959年9月26日，包头钢铁公司一号自动化高炉开始出铁，炉容1500立方米，设计年产90万吨；

1959年9月30日，武汉钢铁公司炼钢厂一号平炉开始出钢；

等等。

很多曾经参加过大跃进年代钢铁工业建设大会战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都能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们吃在工地、睡在工地，争抢着加班加点，生病发烧不下火线等。就凭着这一股劲，硬是把新中国的钢铁工业搞了上去。

1958年我国生产了1070万吨钢，靠的是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但1959年，我国没有搞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却实实在在地生产了1387万吨钢，说明我国钢铁工业生产能力在这一年内有了飞速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共生产钢1667万吨，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共生产钢5590万吨，增长235.33%。这种奇迹般的增长速度，就发生在如今被某些人横加指责的大跃进年代和三年困难时期。

你又在秀你的无知了，这个决算分配清单，就不能由公社甚至全县统一铅印了？我还告诉你，不要说这种决算分配清单是铅印的，甚至记工分的表，我都见到铅印的！

你的眼疾该去看医生了，这样你才能看得清作者父亲的悲苦的来处。

你还知道大炼钢铁“许多农村地区在秋收时劳力严重不足（当时主要是用镰刀手工收割），以致一部分收割不及的粮食在雨季到来后烂在地里，给当年的粮食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958年实际粮食产量增产了多少？
比58年底八届六中全会制定的58年粮食产量翻番的指标差距是多少？
一直到59年的2月底3月初仍然认为58年粮食大丰收，对于根据高估产确定的高征购指标完不成归结为农民的本位主义思想，然后在全国发动反瞒产私分运动，各地纷纷组织小分队搜刮粮食，这与大饥荒有没有关系？

呵呵，你见过？你当年都没有下过乡，在哪里见过的？什么县？什么公社？再三再四地要证明当年的农民连肚子都填不饱，却又要证明那时候的县和公社办公经费非常多，连这种单子都能全县统一铅印、发放。

仔细地看看这张单子的内容吧。你所说的这户农民一年做了多少个劳动工日？每个劳动工日分多少钱？这户农民该年的收入一共折合多少钱？按照这张单子上所列的农作物品种，你能猜出这户农民所在地是在哪个省、哪个地区吗？牛头不对马嘴。
为了突出哪个时候农民整年辛苦而吃不饱而伪造出来这一堆数字，但伪造得太过分了，就完全不合情理了。你先说说：这户农户是在哪个省、哪个地区好了，只要你说得出地方来，我立即可以验证这张单子上面的内容是否伪造。

其实，我家本来有粮食，高粱篾编的荧子围成的粮食囤两三个，每个都半人高。

作者父亲的悲苦的来处我看得清清楚楚。1954年以前有这么多粮食的农村家庭，除了地主、富农以外，没有其他人。没错，统购统销政策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建国初期，全国城乡居民都在挨饿，无数征粮工作队员为了拯救处于饥荒线上的城市居民，献出了年青宝贵的生命。但就是有这么些地富分子、粮食贩子，把粮食囤积起来不肯出卖。

你就不要在这里显摆你的无知了，两三个半人高的粮食囤在单干时代太稀松平常了。对于那些人口多的大户人家更是如此。
再说，五四年的时候你的大救星还会允许有地主存在？你该去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了！阿尔茨海默病

你就不要在这里显摆你的无知了，两三个半人高的粮食囤在单干时代太稀松平常了。对于那些人口多的大户人家更是如此。
建国初期，全国城乡居民都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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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城乡居民都在挨饿的情况下，50-54年中国粮食出口分别为23、39、30、36、34亿斤，看来你的教主真实“宅心仁厚”啊！

我就是农村长大的，从来就不存在下乡的问题，不要说这种年终决算表，就是工分表，如果不是印刷，而是密密麻麻写上名字，那种薄如蝉翼的纸早就烂了。

再让你见识一个：

以下是我写的《1958年至1961年新中国各方面的重大成就》中的一个章节：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确实遭受了重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

“一五”时期，即1953年至1957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9%，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4.5%，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8%；

“二五”时期，即1958年至196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下降到了只有0.6%，其中，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3%，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8%。

当时的中国大陆确实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全国性的粮荒，绝大多数国民都在忍饥挨饿；

全国性的石油荒，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动不了窝了；

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全部奉命撤走，临走时还卷走了全部图纸和技术资料，250多项正在建设中的大中型项目，一夜之间，被迫全部停工；

青藏高原上，达赖集团发动叛乱；

中印边境上，印度军队趁火打劫，蚕食中国领土；

台湾的蒋介石势力蠢蠢欲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的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各敌对国家新一轮的反华大合唱……

内忧外患一齐来。

一个人摔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摔倒了以后从此爬不起来。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当时国内和国外有多少敌对势力断言新中国从此站不起来，有多少敌对势力希望新中国从此站不起来？但是，新中国迅速地重新站起来了，而且，重新站起来的新中国比以前更健康、更强大。

正是在这遭受严重困难的三年里，新中国实现了经济发展道路的转型，不再依靠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援助，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走了洋专家，照样搞建设；不匍匐在外国人面前，凭着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照样造“两弹一星”，照样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在三年困难时期，当各项经济指标急剧下降的时候，中国人保住了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基础建设的重点项目，保住了重新站起来的本钱。尤其是解决了钢铁和石油两大问题：“二五期间”的各项经济指标固然大大低于“一五期间”，但钢铁产量却比“一五”期间增长了235.33%；同时，开发了大庆油田，至1963年底实现了石油自给。在当时强敌环伺的国际环境中，如果不能实现钢铁和石油的自给，别说搞经济建设，就是国家安全也会成为大问题。

在三年困难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原子弹、导弹、核潜艇、海军长波台等的研制工作都坚持下来了，这才有了数年以后国防实力的极大增强；在三年的极端困难时期，科教文体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没有陷于停顿，这才有了1963年至1965年各项事业的大发展。

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15.7%，其中，农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1%，工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7.9%。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一五”时期。

在1958年至1960年时，中共党和国家和领导人确实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犯了错误。1959年至1961年时也确实发生了全国性的粮荒，让大多数老百姓都挨了饿，少数地区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但决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饿死三千万）。

但所犯的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

纠正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五风；

经济建设上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落实了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有基本制度；

解散了农村大食堂；

调整了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支农工业，等等。

1959年以前，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没有摆正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的关系，而在1961年以后，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强调“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

1958年和1959年没有摆正着眼于农业长远利益的水利建设和当年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以至大兴水利抽调了过多的农村劳动力，影响了当年的农业生产，1961年以后，则注意摆正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导致1959年至1961年全国性粮荒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家缺乏粮食储备，而在三年全国性粮荒过了之后的1964年，毛泽东就向全国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各地大建战备粮库。

同时，坚持农业集体化道路不动摇，坚持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坚持农业机械化运动，坚持建立遍布全国的农业科研网建设等。使历史上从来饥荒不断的中国，从1962年起，再也没有出现过大饥荒。

新中国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困难以后，仍能迅速回到高速发展的轨道上来，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新中国的执政者与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当执政者把国家视为人民的国家时，人民也就把国家视为自己的家。自己家里遭到了巨大的困难，不怨天，不尤人，唯有团结一心拼命奋斗、共渡难关，让自己的家重新好起来。这就是“得民心者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1953-1957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5%；
　　1958-1966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4%；
　　1967-1976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7%；

　　1952-1976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