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就是把当年的国民收入作为GDP，因为没有国外净要素收入情况下的中国国民收入就是GDP。自己无知还振振有词！

这位朋友倒是提醒了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建国以来各种经济数据统计资料，我的书架上现成的就有，查阅起来很方便。
那末，我们就查一查，在那个自力更生的年代，是不是中国的老百姓都填不饱肚子？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那一年，全国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品的消费量：
粗粮（原粮）   496斤；
   其中：细粮    245斤；
蔬菜    283斤；
食油    3.94斤；
肉类    11.51斤；
家禽    0.50斤；
蛋类    1.59斤；
鱼虾    1.68斤；
食糖    1.46斤；
酒       2.44斤。

全国农民家庭，平均每人（连老人小孩都算上）一年消费粗粮近500斤，是连肚子也填不饱的年代吗？

1978年粮食产量人均只有317公斤，如果人均消费496斤，上交的公粮，还有生产队留下的牲口用粮、籽种用粮、集体伙食用粮、储备粮等等都在这140斤里面，你那近500斤究竟有多少是真正吃到老百姓的嘴里？

不要跟我在这儿玩概念、数字游戏。

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30477万吨。
1978年全国总人口数为：96259万人；
1978年全国农村总人数为：79014万人。

所以，1978年全国人均有粮=30477万吨÷96259万人＝312公斤（折合624市斤）；
197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有粮=30477万吨÷79014万人＝386公斤（折合762市斤）；

所以，农村居民是在人均有粮762斤的基础上，上交公粮、留存饲料粮、种籽粮、储备粮等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粮食，占其人均有粮数的比重为=496斤÷762斤＝65%。
而城镇居民的口粮来自农村居民上交的公粮，不能重复计算。那一年城镇居民的总人数为1.72亿人，相当于每五个农村居民上交的粮食养一个城镇居民。

你在这儿偷换的概念，是将1978年全国人均有粮的数字，偷换为全国农民人均有粮的数字了，而二者之间的差额为74公斤（148市斤）。

来看看农民实际能从生产队得到的收入占比是多少？
提醒你一下，1978年的人均粮食产量不能代表毛时代，毛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年份达到这样的指标。

1978年是我国遭到特大自然灾害的年份（从1978年至1980年，我国许多地区连续遭遇“三连旱”，其旱情严重程度超过了1959年至1961年的“三连旱”），该年我国总的受灾面积达到7.62亿亩，成灾面积达到3.27亿亩（当时全国的耕地面积为20亿亩左右，三分之一以上受灾）。其中，旱灾的受灾面积为6.03亿亩，成灾面积为2.70亿亩。受灾面积与成灾面积之所以相差如此之大，主要是经过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8万多个水库和无数水渠等配套水利设施起了作用。
大灾之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粮食消费数尚且能够达到496斤，你敢说毛泽东时代农民填不饱肚子？

你自己看清楚了，你划线的那句话的前面，还有“据笔者的推算”这几个字。这位“笔者”有意只算农民们从生产队分得的东西，而故意忽略了农民从自留地收获的东西。农民从各家自留地收获的粮食、蔬菜等，可是百分之百地归农民自己的。

你实在想不出什么，连自留地都要往上凑了。自留地根据国家的规定只相当于耕地面积的5-7%，你也看看清楚：
如果再把上级的无偿“平调”、大队干（部、小队干部的吃喝），算进去，会是多少？

这里再说明一个情况：
1993年，联合国将原GNP（Gross  National  Prodict，中文是“国民生产总值”）改称为GNI（翻译成中文，为“国民总收入”）。

1993年联合国提出的GNI（“国民总收入”）指标（原“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从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上，都与我国毛泽东时代的“国民收入”统计指标完全不相同。某些特别无知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这两个指标的名称在中文字面上有相似之处，来趁机搞混水摸鱼。

对某些无知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来说，要它们承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毛时代的GDP是不可能的。

“平调”是1958年某些基层干部刮“共产风”时发生的错误做法，毛泽东在1959年就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纠正，1960年和1961年中央再三下达文件，对“平调”中侵占的农民利益一律退赔，甚至提出，即使基层政府破产也要对农民退赔。你却将“平调”作为毛泽东时代农村的常态，什么居心？

有能耐的话，请摆事实、讲道理。拿出毛泽东时代国家统计局公布GDP的证据来。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研究联合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中国于1985年开始建立GDP核算制度。1993年中国正式取消国民收入核算，GDP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4]

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在“中国如何统计GDP？”一文中说：1985年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指标是产生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国民收入，它只能反映物质生产活动成果。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我国非物质服务业发展加快，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样就提出了如何反映非物质服务业发展的问题。既能够反映物质生产活动成果，又能够反映非物质服务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指标是产生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1985年，我国统计部门建立了国家和省两级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1993年，国家统计局正式取消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去比较一下九十年代以后反映物质生产活动的国民收入与既反映物质生产活动成果又反映非物质服务业的GDP之间的差距！

请教一下，人均粮食产量已经高达450公斤的当今中国如果没有进口粮食就会挨饿，而人均粮食产量经常在300公斤以下的毛时代，人民是靠什么吃饱肚子的？

是不是因为现在人们的体力劳动工作量远超毛时代，才造成虽然人均粮食产量增长50%，却仍然吃不饱肚子？

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国近年来人均粮食消费量在不断地减少；但人均肉类、奶类等的消费量在不断地大幅增加。也就是说，近些年来，人们不断地用更多的粮食去喂鸡、鸭、猪、牛等，然后，吃鸡、鸭、猪、牛等的肉和牛奶等。粮食与肉类、奶类等之间有一个转化率，这个转化率相当小。

我国人均粮食消费特征与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动物性产品的消费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并形成了对直接粮食消费的替代。我国粮食消费结构已经由以直接的口粮消费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的饲料粮消费为主。从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粮食消费情况看，口粮消费逐步下降，饲料粮消费持续上涨。我国城市居民口粮消费基本趋于稳定，2009年以来城市居民人均口粮年消费量基本稳定在130公斤水平。农村居民口粮消费下降明显，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口粮年消费量较十年前下降58．6公斤。城乡居民间接的饲料粮消费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2012年城市居民人均饲料粮消费达347．9公斤，较2003年增长了28．2公斤，近十年年均增长率为0．94％，近五年年均增长率为3．40％。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饲料粮消费量178公斤，较2003年增长57．1公斤，十年间年均增长率为4．39％，近五年年均增长率为5．68％。
　　除了城乡消费行为不同外，不同收入群体粮食消费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利用2013—2014年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食物消费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呈下降趋势，饲料粮消费呈上升趋势，食用粮食人均消费总量呈上升趋势。参考国家统计局的收入划分标准，本课题组将调查样本在区分城市和农村的基础上，将收入水平划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城市高收入组居民比城市低收入组居民人均每年多消费粮食76．6公斤，其中少消费口粮15．8公斤，多消费饲料粮92．4公斤。农村高收入组居民比农村低收入组居民人均每年多消费粮食134．6公斤，其中少消费口粮7．2公斤，多消费饲料粮141．8公斤。
　　城市不同收入组之间粮食消费差距随收入增加而缩小，农村不同收入组之间粮食消费差异随收入增加而扩大，且饲料粮的消费变动幅度远大于口粮。城市中、低收入组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相差60．6公斤，其中口粮相差4．9公斤，饲料粮相差65．5公斤；高、中收入组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相差16公斤，其中口粮相差10．9公斤，饲料粮相差26．9公斤。农村中、低收入组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相差29．1公斤，其中口粮相差3．5公斤，饲料粮相差32．6公斤；高、中收入组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相差105．5公斤，其中口粮相差3．7公斤，饲料粮相差109．2公斤。从城乡对比的角度看，农村高收入组的消费水平和城市低收入组的消费水平最接近。农村高收入组人均粮食年消费量为450．3公斤，其中口粮132．3公斤，饲料粮318公斤，全年粮食消费与城市低收入组居民仅相差16．7公斤。

那为什么就一定会饿肚子？
没有那些进口，国内粮食价格必然上涨，随之而来的是鸡鱼肉蛋类价格的上涨，而过高的价格必然会抑制消费！从而更多的直接消费粮食，何以这时就要饿肚子，而人均粮食远低于现在的毛时代却能够吃得饱？

搞笑！好像它说过后面就不会发生似的，四清清的是什么？来看看一例：、

据《农村社教运动通讯》第41期所记:大队、生产队干部大吃大喝浪费的粮食54万斤,肉1万多斤,酒1万多斤,钱10多万元。生产队核算后,绝大多数大队干部仍然实行吃饭不要钱。全公社无限制扩大小私有土地的形式达20多种,有30%的生产队小私有土地占耕地面积15%以上。公社平调大队的粮食,大队也平调生产队的粮食、种子、土地、劳力、资金、物资等来搞大队的“集体副业”,而这些“副业”的收入很少分给社员,多数被大队干部挥霍浪费掉了。

毛时代国家统计局公布过什么？没有公布就等于那些基础数据不存在了？人口数据公布过？大饥荒年代的出生率死亡率公布过吗？后来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

全公社无限制扩大小私有土地的形式达20多种,有30%的生产队小私有土地占耕地面积15%以上。

看到了吧？这是当年四清工作队给农村基层干部定的罪状。这里所说的“小私有土地形式”不就是自留地吗？

别再胡搅蛮缠了。
1985年，为了跟国际接轨，我国国家统计部门决定采用国际通用的GDP统计方法。但是，统计系统的改变是一个非常大的大事。中国这么大，全中国的统计人员这么多，当时都不懂GDP统计核算体系，所以，必须自上而下地对全国的统计人员进行培训，此外，在统计信息的采集、统计指标体系的更新、经充组织方法的改进等方面都要做大量的工作，所以，直到1990年1992年才进行了三年试报，在这三年中，除了GDP统计核算指标体系试报外，还要继续按原来的统计指标体系（“国民收入”统计体系）上报统计数据。直到1993年开始，才正式全部转到新的GDP体系上来。你以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统计指标体系是说改就能改的？当年为了改这个体系，整整化了8年时间。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中国根本就没有全国性的统计体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统计调查局和军事统计调查局（简称“中统”和军统”）都是特务组织。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建立全国性的统计机构，但是，这个过程时间很长、很艰难。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有80%的人不识字，在很多农村地区，想找一个能代写书信的“先生”都很难，更别提找到那么多基层统计人员了。统计组织的建设更是谈不上。很多基础性数字都是有关人员估计的。（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连全国的人口数都是根据食盐的消费量估算的）。

在美国，GDP真正诞生于1965年。同年，美国统计部门首次编制分产业的GDP数据，以更好地把握生产结构特征。但是，直到1991年，美国才正式将GNP统计改为GDP统计，以同就业、生产率和工业产出等核心经济指标保持一致。
美英两国的统计实践成为GDP国际统计标准的基石。在美英两国上述实践的基础上，联合国以GDP统计为核心，于1953年、1968年、1993年和2008年分别推出“国民账户体系”（SNA）共4个版本，作为宏观经济统计的全球标准。部分因为上述开创性贡献，库兹涅茨和斯通分别于1971年和198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美国尚且如此。所以，如果有人说，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有关于GDP的基础数据，那无疑就是在吹嘘毛泽东时代我国的统计工作走在了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前面。

我没有说自留地没有！
而是说自留地根据国家规定只相当于耕地面积的5-7%，初期基层会有多分，但是经过历次运动，还有多少人能保留超过标准的自留地？

对于干部的大吃大喝、平调大队小队的粮食、种子、土地、劳力、资金、物资事绝口不提了？

以下是我写的《1958年至1961年的那些事儿》中的一个章节：

6．共产风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风”？它的表现形式如何？
　　“共产风”是1958年各地大办人民公社后发生的一种不良风气，它的特征是：借“共产”或“公有化”的名义肆意侵害农民利益，刮这股风的主体是公社一级的管理机构，而借这股风参与向农民利益伸手的还有县级、市级，乃至省级的行政机构。
　　“共产风”的表现形式是“一平二调三收款”。所谓“平”，是指在一个公社的范围内贫富拉平，即将富裕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土地、物资等无偿划拨给贫穷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所谓“调”，是指公社一级的（以及县级的、市级的、省级的）行政机构无偿调用所属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劳动力及各种物资，甚至无偿调用属于农民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所谓“收款”，是指银行或信用社纷纷收回给农民的贷款。
　　银行或信用社之所以收回给农民的贷款，是因为这些贷款都是此前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名义贷的，现在公社化了，以前的高级社或初级社现在都转成了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于是，银行和信用社以贷款对象发生变更为名，要收回贷款，虽然此举给农民们的经济打击不小，但严格说来，也不算肆意侵害农民利益，所以，一般论者不将其包括在“共产风”的表现形式之内。
　　在“平”和“调”二者中，实际上，危害特别严重、农民特别痛恨的是“调”，所以，我下面对“共产风”的论述以“调”为重点。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利益驱使基层干部刮“共产风”？
　　人民公社的规模通常相当于公社成立前的一个乡，所以，各地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原来乡（镇）一级的政府机构就都转为了公社一级的领导机构，例如，原来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现在就成了公社的党委书记、社长。公社一级的干部，与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他们是领工资、吃商品粮的国家行政干部。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所有当官的只需要对上负责，不需要对下负责，讨好了下级，无用；讨好了上级，升官；损害了群众利益，没关系；得罪了上级，吃不了兜着走。这种弊端，不仅现在存在，1958年时也是这样。农业生产真正搞得好不好？群众生活真正过得好不好？对某些当官的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只要表面文章、官样文章做得好，上级看了喜欢，就能受表彰、得奖励，乃至升官。这种表面文章、官样文章，就是“政绩“。
　　1958年，当乡镇领导干部纷纷转为公社领导干部时，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对公社范围内所有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劳动力、生产资料，乃至所有农户的生活资料有了支配权。不是“共产主义”了吗？不是“公有化”了吗？那末，这个公社范围内的所有财产就都成了大家伙儿的“公共财产”，而我，作为这个公社的领导，就有权力来任意支配和使用这些“公共财产”。支配和使用这些“公共财产”干什么？为自己创造“政绩”。而公社以上的各级行政机构，包括县级的、市级的、省级的，也纷纷把手伸向了这块“公共财产”。
　　在1958年时至1961年期间，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建“共产主义幸福乐园”、大办县社企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基本上每一次“大建”或“大办”，都会给公社以上各级行政机构的行政官员一次创造“政绩”的好机会，因而都会伴随着一次“刮共产风”的现象。
　　就拿建设“共产主义幸福乐园”来说，很多公社的干部在公社所在地（原来的乡镇政府所在地）重新规划街道，盖农民新居（供参观用）、盖托儿所、盖幼儿园、盖敬老院（也称“幸福院”）、盖公共食堂、盖各种学校，有些公社，不仅建小学和中学，还建大学（三个月就发文凭毕业）。盖这么多房子需要大量砖瓦、木料和劳动力，怎么办？强制摊派给各生产队；有的生产队因为拿不出上级摊派的砖瓦数量，就被逼着拆农民的房子；盖好托儿所、敬老院以后，农民们不愿把自己的孩子、老人送来，怎么办？就下命令强迫各家各户送；建学校所需的桌椅板凳，乃至办食堂所需的锅碗瓢勺，等等，都无偿从农民中征用。
　　再如大办县社企业。有的公社，如徐水县某公社，强令把农户家里的缝纫机全部集中到公社办缝纫厂，全公社社员统一买布做衣服；上面号召农民养猪，有的公社就建万猪埸，命令全社农民都把猪集中到公社养猪埸，结果因为饲养不善，导致猪大批死亡；类似的还有建养牛埸、万鸡埸等。
　　除了公社一级以外，县以上的行政机构办文化站、建剧院、建电影队、建县办企业，也纷纷向各公社无偿征调劳动力和各种物资，而各公社干部也无不照办。因为在他们眼里，反正都已经“共产”了，农民的劳力和财物谁想用就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各级行政干部，借着“共产”的名义，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无偿征用农民的财物和劳动力，来为自己创造“政绩”。
　　
    第三个问题：“共产风”与当时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政策失误有无关系？
　　答案是：有一定的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说二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理由是：
　　（1）从理论上，在现阶段能不能够完全取消私有制？能不能够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能不能够混淆小集体所有与大集体所有的界限？能不能够取消对个人生活资料的私有制？这些问题，在大办人民公社的最初阶段是没有搞清楚，或者至少没有向全体干部和群众讲清楚的。这也与毛泽东等当时并不否定在现阶段有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关。
　　（2）毛泽东等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政社合一”体制的内在矛盾，即人民公社究竟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实体，还是政府的一级行政机构，这个问题始终未搞清楚。公社干部既是掌握着公社这个集体所有制经济实体的经济实权的人，又是国家的一级行政官员，因而会产生出利用其经济支配权为自己创造“政绩”的冲动；
　　（3）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如大炼钢铁等），用号召全国“大办”什么什么的方式搞经济，给了地方和基层干部刮“共产风”的借口和机会。以致于每这样搞一次“大办”什么的群众运动，那些官员们就会借口响应党的号召，趁机刮“共产风”；
　　说二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的理由如下：
　　（1） 理论与政策的疏漏与钻政策的空子不是一回事。毛泽东在1958年10月份在河南等省视察时即发现了“共产风”现象，立刻进行了理论和政策的补救：
    在1958年11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带头领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必须划清两条线：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反复强调人民公社还只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必须讲价值法则。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斯大林说：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在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推荐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希望大家通过读这两本书来搞清楚，何为社会主义？何为真正的共产主义？
　　在同年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他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指某中央领导），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在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2）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与借“共产”之名肆意侵害农民利益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一生对侵害农民利益之事深恶痛绝。1959年2月份，他再次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发现“共产风”依然没有煞住，这次，他的火大了。
　　在2月底至3月初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的说话特别难听，他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还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由于某些领导人将反对“共产风”的人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3）坚决退赔与有错不改、伺机再犯不是一回事。
　　1959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一文中写道：“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第二次郑州会议虽然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作出了严禁“共产风”的决定，但是，对于此前已经发生的旧账，则提出“一般不算”。但是，不久以后，毛泽东就反悔了。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的他在某省委书记的报告中批示：“不对，应改为旧账—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在这个批注中他还写道：　　“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60年3月，鉴于各地“共产风”又起，毛泽东在批转山东省一个文件时写道：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又对反“共产风”中的退赔问题作出重要指示：“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60年9月16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文件下发全国。
　　　　

你是哪里人？

小边，你有揭发的权利。

小边，你本事大，能耐大，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使劲揭发。

快到2区来讲话。

我是江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