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部分测度指标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因此本文未将其纳入测度范围。数据来源方面，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劳动生产率、R&D人员投入力度和劳动要素市场化程度时用到的各省份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及全部从业人员数量数据来源于2017年各省份统计年鉴；计算第三产业投资比重时用到的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计算R&D经费投入强度、R&D人员投入力度、创新产品增利度时用到的R&D经费支出、R&D人员数量、创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算高新技术创收度时用到的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计算能源利用率时用到的万吨标准煤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计算土地生产率时用到的粮食总产量和耕地总面积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计算非国有经济产出比重时用到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销售产值和工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计算要素资本市场化程度时用到的金融业加值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计算服务产品高级度时用到的四星级和五星级饭店数量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计算服务消费优化度时用到的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数据来源于2017年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医疗设施完善度时用到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其余测度指标计算时用到的数据均可从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获取。

　　（3）资源配置高效水平。资源配置高效水平得分最高5个省份依次为上海（0.655）、北京（0.591）、江苏（0.517）、辽宁（0.516）和广东（0.481），这些省份位于东部地区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视资源合理配置，资本、劳动力、能源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产出比例较为得当，较高发挥了每一份资源要素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量。与之相反的，资源配置高效水平得分最低5个省份依次为甘肃（0.053）、青海（0.057）、宁夏（0.085）、新疆（0.088）和贵州（0.089），这些省份均位于西部地区，与上海、北京等省份资源要素配置高效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利用不充分现象。

　　（4）市场机制完善水平。市场机制完善水平得分最高的5个省份依次为江苏、重庆、上海、广东和北京，依次为0.636、0.635、0.529、0.521和0.517，这些省份充分发挥了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机制完善水平得分最低的省份为新疆，仅为0.166，与江苏的差距高达0.470，新疆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市场机制完善水平得分低于0.200的省份。除新疆外，甘肃、云南、陕西和吉林4个省份市场机制完善水平得分低于0.300，依次仅为0.233、0.250、0.275和0.299，这些省份大多位于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机制完善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综观各省份市场机制完善水平，全国大部分省份得分主要集中于0.300～0.450，包括19个省份，这些省份市场机制完善水平彼此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

　　（5）经济增长稳定水平。经济增长稳定水平得分最高的省份是北京，达到0.946；其次为湖北、甘肃、广东和海南，这些省份经济增长稳定水平得分分别达到0.665、0.639、0.636和0.621；以上5个省份是全国仅有的经济增长稳定水平得分高于0.600的省份，经济增长稳定性高。与之对立，经济增长稳定水平得分最低的5个省份依次为黑龙江、上海、湖南、四川和宁夏，分别为0.176、0.252、0.275、0.279和0.286，这些省份既包含位于东部地区的上海，又包含位于中部地区的黑龙江和湖南，还包含位于西部地区的四川和宁夏，这表明经济增长稳定水平并未呈现明显的落后省份集中于西部地区的地域分布特征。

　　（6）区域协调共享水平。区域协调共享水平得分最高的省份为上海，达到0.910，其次为北京，达到0.899，它们是全国仅有的2个区域协调共享水平得分高于0.800的省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成果共享能力较强，但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除上海和北京外，天津、江苏和浙江3个省份区域协调共享水平得分同样均超过0.500，分别为0.718、0.670和0.550，依次位列全国第三、第四、第五位；上述5个省份均位于东部地区。与之相对应的是，区域协调共享水平得分最低的5个省份分别为甘肃、云南、贵州、广西和新疆，分别仅为0.001、0.067、0.086、0.114和0.131，均位于西部地区，区域协调共享能力有待提高。

　　（7）产品服务优质水平。产品服务优质水平得分最高的省份是上海，达到0.866；得分排名第二位的省份为北京，得分为0.538，与上海存在一定的差距。上海和北京是全国仅有的2个产品服务优质水平得分高于0.300的省份，排名第三位的省份是天津，其产品服务优质得分仅为0.267，尚不足上海的1/3，这表明中国产品服务优质水平极化分布较为明显，上海和北京的产品服务优质水平在全国领先优势明显，而多达28个省份的产品服务优质水平得分均低于0.300；其中，以广西、甘肃、江西、海南和云南5个省份产品服务优质水平得分排名最为靠后，分别仅为0.081、0.102、0.107、0.135和0.137。

　　（8）基础设施完善水平。2016年中国基础设施完善水平得分均值为0.218，仍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其中，高于该均值的省份仅包含6个，分别为上海（0.857）、北京（0.506）、江苏（0.423）、天津（0.286）、浙江（0.277）和辽宁（0.246），均位于东部地区，占所考察省份总数的20%。而包括山东、广东、四川、重庆在内的其余24个省份基础设施完善水平得分均低于均值0.240，表明中国大部分省份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中，广西、甘肃、江西、海南、云南、贵州和山西7个省份基础设施完善水平得分位居全国后7位，依次为0.081、0.102、0.107、0.135、0.137、0.143和0.148，均低于0.150，是中国基础设施完善水平最迫切需要提升的省份，必须强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

　　（9）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得分最高的省份为吉林，达到0.533；其次为黑龙江，达到0.531；此外，青海、北京、福建、四川、内蒙古和甘肃6个省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得分均超过0.450，分别为0.508、0.495、0.481、0.480、0.453和0.452。以上省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得分较高的原因各异。其中，北京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较高，单位GDP固体废物排放较低；吉林和黑龙江单位GDP废气排放和单位GDP固体废物排放均较低；福建森林覆盖率较高，单位GDP废气排放较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得分最低的省份为宁夏，仅为0.234，与吉林、黑龙江等省份存在一定差距；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得分位于全国后5位的其他省份还包括山西（0.245）、河南（0.281）、河北（0.299）和新疆（0.299）。

　　（10）经济成果惠民水平。经济成果惠民水平得分最高的2个省份为上海和北京，分别达到0.826和0.824，它们是全国仅有的2个经济成果惠民水平得分高于0.550的省份，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享受到的福利性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除上海和北京外，仅浙江、天津和广东3个省份经济成果惠民水平得分高于0.400，依次达到0.532、0.527和0.493，这3个省份经济成果惠民程度虽然落后于上海和北京，但相对其余25个省份仍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经济成果惠民水平得分最低的省份为贵州，仅为0.090，与上海的差距达到0.736，是全国唯一一个经济成果惠民水平得分低于0.100的省份；此外，河南（0.111）、四川（0.112）和云南（0.138）等省份经济成果惠民水平与上海和北京同样存在明显差距，表明中国各省份经济成果惠民程度空间分异特征较为显著。

　　2.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

　　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实证测度结果如图1所示，可发现考察期内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分布于0.132～0.678；其中，得分最低的省份为云南（0.132），得分最高的省份为北京（0.678），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均值（M）为0.224，标准差（SD）为0.128，表明2016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整体较低，不同省份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依据得分均值（M）与标准差（SD）关系，可将30个省份划分为明星型（得分高于M+0.5SD）、平庸型（得分介于M-0.5SD至M+0.5SD之间）和落后型（得分低于M-0.5SD）三种类型。

　　明星型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高于0.288，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和浙江6个，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依次为0.678、0.579、0.366、0.355、0.326和0.320，占所考察省份总数的20%，这些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较优，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不仅能够重视经济增长数量提高，还能够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综合表现较为优异。其中，北京和上海2个省份为超级明星型省份，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不仅遥遥领先于平庸型和落后型的省份，而且较大程度上领先于同属于明星型的其他省份，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表现最为优异的2个省份。平庸型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介于0.160～0.288，包括辽宁、重庆、福建、海南、山东、安徽、黑龙江、湖北、四川、内蒙古、湖南、河南、陕西、吉林和江西15个省份，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依次为0.230、0.218、0.213、0.207、0.197、0.184、0.182、0.181、0.177、0.175、0.173、0.171、0.170、0.170和0.170，占所考察省份总数的50%，这些省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重视程度仍显不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略显平庸，具有一定提升空间。落后型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低于0.160，包括青海、新疆、山西、宁夏、河北、广西、甘肃、贵州和云南9个省份，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依次为0.153、0.151、0.150、0.148、0.143、0.139、0.136、0.133和0.132，占所考察省份总数的30%，这些省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高质量发展相关理念和要求强调不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较为落后，具有很大提升空间。尤其是云南、贵州、甘肃和广西4个省份，2016年真实GDP增长率分别达到8.7%、10.5%、7.6%和7.3%⑤，位列全国中上游，但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位列全国后四位，亟待调整经济发展理念，由追求数量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变，从而真正实现经济健康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的区域差异规律，计算2016年三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的均值。其中，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的均值为0.328，较高程度上领先于全国均值0.224，领先幅度达到0.104；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的均值分别为0.173和0.157，较高程度上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0.224，落后幅度分别为0.051和0.067；总体来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逐步降低，呈现较为明显的“东高、中平、西低”区域分布格局。同时，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隶属于明星型、平庸型和落后型三种类型的省份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划分，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清晰看出隶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明星型的6个省份全部位于东部地区，占东部地区省份总数的54.5%，进一步表明东部地区多数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表现较为优越；隶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平庸型的15个省份中有7个位于中部地区，占中部地区省份总数的87.5%，进一步表明中部地区多数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表现较为平庸；隶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落后型的9个省份中有7个位于西部地区，占西部地区省份总数63.6%，进一步表明西部地区多数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而且，除河北以外，东部地区其余省份均隶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明星型或平庸型；除山西外，中部地区其余省份均隶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平庸型；而西部地区的11个省份均隶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平庸型或落后型，这一等级类型区域分布结果进一步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分布特征，东部地区最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为落后。

　　基于构建面向新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借助熵权TOPSIS法对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水平及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其空间规律。主要得到以下结论：从子系统来看，不同省份具有不同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水平；具体表现为北京、上海和海南等省份经济结构优化水平较优，北京、江苏和广东等省份创新驱动发展水平较强，上海、北京和江苏等省份资源配置高效水平较高，江苏、重庆和上海等省份市场机制完善程度较高，北京、湖北和甘肃等省份经济增长稳定水平较高，上海、北京和天津等省份区域协调共享水平、产品服务优质水平及基础设施完善水平较优，吉林、黑龙江和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较高，上海、北京和浙江等省份经济成果惠民程度较高。从综合水平来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偏低，平均得分仅为0.224；按照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得分高低，30个省份被划分为明星型、平庸型和落后型三种类型，分别包含6个、15个和9个省份，依次占所考察省份总数的20%、50%和30%；东部地区以明星型省份为主，中部地区以平庸型省份为主，而西部地区以落后型省份为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整体上呈现明显的“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积极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子系统水平全面提升和不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协同提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推进发展理念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有序转变。当前阶段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偏低，全国均值仅为0.224；多数省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持有数量优先发展理念，导致经济数量指标进步较快，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落后型省份占所考察省份总数的比重高达30%。因此，要有效提升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策略就是要摒弃经济发展唯GDP是求的落后模式，以本文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大逻辑主线为基础，探寻因地制宜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据此制定科学、合理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其次，制定全方位框架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提升政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水平全面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再由单一指标衡量，而由不同子系统多重指标复合表征（本文构建的测度体系涵盖10个子系统53个测度指标）。不同省份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中具有不同的水平分布，即使是北京、上海等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较优的省份在某些子系统的具体水平（如北京的市场机制完善水平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上海的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稳定水平）表现也相对较差。因此，对于各省份来说，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质量提升策略提高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后子系统水平，重点和优先关注落后子系统水平的改进和完善，将未来工作重点聚集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后子系统，对这些子系统实施优惠政策和优先政策，从而全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水平综合协同提升。

　　最后，实施全地域视角下的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优化策略，缩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水平及综合水平在不同省份得分不同，省域差异较为明显，北京、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先地位较为明显，多达9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隶属于落后型，这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健康与稳定。因此，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优化的区域协调发展策略，从国家全局层面出发，在积极推进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制定区域协调互动政策，通过推进创新成果空间溢出、资源高效配置方式互动交流、市场机制完善经验分享等多种方式全面提升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终实现以强带弱，由点及面，协同提升不同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